18.6 彩蛋：剥削压迫并不划算

欢迎来到熊逸书院。今明两天的内容是从《圣诞欢歌》发散来谈的，既可以看成本周内容的延续，也可以看成周末彩蛋。今天我们谈谈《圣诞欢歌》里边的募捐情节，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观点：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所以剥削和压迫即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不可取的。

（1）斯克鲁奇的“同等自由法”

昨天的结尾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就住在金酒巷旁边，有人趁着黑夜杀掉了那些酗酒、卖淫、喧闹的人，你会不会嘴上谴责，心底却在庆幸呢？

国外的文艺作品里，有一种精英类型属于反面侠客，他们暗杀流浪汉，肃清金酒巷，维护市容市貌。多数人当然做不到这样冷血，但至少可以保持冷漠。

当募捐的倡议摆在眼前的时候，斯克鲁奇就这样保持着冷漠。

见那两位善良而多事的绅士还不死心，斯克鲁奇直言不讳地说：“那不关我的事。一个人管好他自己的事情，别去干涉别人的事情，也就足够了。我自己的事情一直使我够忙的。再见，先生们！”

狄更斯用这番对话十足地凸显出斯克鲁奇的冷酷无情，但是，只要我们暂时把情感上的波动放在一边，就会发现斯克鲁奇的观念完全尊重了“同等自由法”。

苛刻的感伤主义者当然有理由反驳说：“斯克鲁奇不肯捐款，这当然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我自己也可以说：任何一本书籍的出版上市都损害了我的利益，因为它减损了我的书会受到的关注。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里，所有人都是自生自灭的，你既有机会杀出一番富贵，也有可能因为一着不慎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大潮浩浩汤汤，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个体的惨败都不妨碍整个社会的兴旺发达。

斯克鲁奇轻轻松松地摆脱了来自熟人社会的旧道德的绑架：救济贫困，即便这真有任何必要的话，那也是政府的义务，而自己既然缴了足额的税款，也就尽到了自己这份义务，凭什么总还有人嫌自己做得不够呢？

由此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中看，政府通常都是由富人把持的，即便在个别情况下其中也出现过穷人的身影，但后者很快也都借由把持政府而发家致富了，他们为什么不会像斯克鲁奇一样呢，他们有什么动机来费力不讨好地救济穷困呢？

（2）血汗工厂并非因为不道德才没有前途

利他主义本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怀当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绝不会起着核心作用。任何一个还有理性的政府都不会愿意自己的治下有很多随时可以铤而走险的无产者。换言之，富人要想安心享福，就必须确保穷人不作乱。

斯克鲁奇如果眼光长远一点，一定也会发现穷人的生存处境其实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如果政府做的不够，他完全有动机做一点额外的付出。他甚至可以想到，越多的穷人致富，自己的生意范围也就越大，自己也就可以赚得更多。今天的富国援助穷国，主要就是出于以上这两点思路。但投入产出比是否划算，经济账有时候比不上政治账好看。

斯克鲁奇即便能够想通这点，拒绝慈善仍然有利，因为这是一种“公地悲剧”的局面，穷人群体就是富人的公共牧场，你可以参阅12.3这一期的内容。

斯克鲁奇应该想不到这么深，他最多只会担心穷人没有被及时送进监狱。控制穷人不作乱的方法倒也不止一种。我们不妨假定富人全都是为富不仁、心狠手辣的角色，如果镣铐可以帮他们达成目的，他们绝对不会吝惜钢铁。但我们只要再做一个假定，假定富人是有正常理性的，懂得吸取历史教训，那么镣铐显然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上述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控制管理成本的问题，换言之，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于是，聪明的政府总会想办法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最好让他们有一点产业。“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人有了恒产，总会舍不得放弃这点恒产去铤而走险的。

对这种不得已的付出，富人很可能并不心甘情愿。那么，我们不妨假想一个社会，那里的富人以及富人所把持的政府拥有绝对的、而且成本低廉的控制手段——在高科技的时代，这样的假想其实不难成为现实——他们可以随意役使穷人，让他们做牛做马而不会担心他们的反抗，甚至不担心他们会萌生反叛的念头，那么，奴隶制会因此成为最经济的制度吗？

如果请亚当·斯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他大概会这样讲：“不会的，人的创造力远远胜过牛马，所以，强迫他人做牛做马在大概率上不如放任他们做人来得更加有利。”

所以，无论是对于冷酷无情的资本家来说，还是对于代表富人利益的政府来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力才是最有利、最优选的方案。

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这并不需要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的大道理。在这样的逻辑下，血汗工厂迟早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里惨遭淘汰，这不是因为它们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效能不高。当然，这必须从长程来看，因为急功近利的时候往往倒行逆施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奴隶制的鼎盛期并不比自由经济的绩效更低，只是后劲不足罢了。尽管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坐等血汗工厂的消亡是断然不被容忍的，无论只需要等上一天还是需要等上一整个世纪。那么，站在国家的角度，征服一个国家，用枪炮和镣铐逼迫那些亡国奴做牛做马，这显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但古人常常觉得这是划算的，因为他们对财富的理解是很直觉的、属于重商主义的。诸如粮食和矿藏，只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被看作财富。于是人对财富的占有就是一桩零和博弈，我多占一分，你就少占一分，而商业的意义只在于互通有无，并不会创造额外的价值。我们且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论战，王安石要改革财政，通过制度上的转变来创造额外的收入，司马光的反驳很能代表经典的古代思维：天下财富就那么多，哪可能凭空变出来呢，政府的财富多了，民间的财富就一定少了，你这样做绝对是在与民争利。

那毕竟是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们很难想到所谓“利益”、“价值”，都是十足的主观性的概念，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产活动而存在。试想一位宗教领袖高姿态地为万民祈福，所有人都蒙受了他的感召，觉得当下的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美满，或者虽然苦难重重，但每一个苦难都被解释为通往永恒天国的一级阶梯，因而变得非但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让人渴望去忍受更多的。这样的满足感是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换不来的，也不是GDP能够简单解释的。那么，这位宗教领袖为每个人、为全社会创造了多少利益、多少价值呢？

只要我们理解到价值的主观性，理解到信仰背后的商品属性，那么我们就该想到，今天的生活很可能并不比中世纪的生活富有，甚至并不比原始部落的生活富有，未来的生活也很可能并不比今天富有，世界首富很可能并不比一名荒漠中的苦行僧富有。

这倒不尽然是凭空的想象，因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大多都在这样的状态里向死而生。既然笃信永恒的天国，又何必在电光石火的尘世里汲汲以求富贵呢？他们比我们更加看得淡生死，看得轻名利。贵族不妨卑宫菲食，平民不妨箪食瓢饮，在黑死病泛滥之前，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感，因而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焦虑和抑郁。他们收获的利益或价值，或者说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生产活动和物质财富带来的——只要做很小的付出，按时去做弥撒而已，换来的满足感或幸福感不会比今天花几百元一小时做心理咨询或者花上万元一天去海外度假更少。

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关系因此也可以看作经济关系的一种，前者付出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上的尊崇，后者提供的是可圈可点的心灵慰藉。在基于自愿的交易当中，双方共同受益。一切基于自愿的交易皆有利于双方，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原理。反过来讲，贸易制裁就好比一对夫妻闹了矛盾，一方以拒绝同床作为对另一方的惩罚。

这样的一条基本原理显然会推导出以下结论，即最大限度的、最不受干涉的自由贸易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正如没有上帝干涉的自然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使孔子不禁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切不适应环境变化、跟不上伙伴们与敌人们的进化脚步的生物都被无情淘汰，它们的呻吟与哀嚎在被任何人注意到之前就已经湮灭无闻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类以自诩的同情心和未雨绸缪的计划性保障着在生存竞争中落败的同伴们还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使他们从不会少了翻身的机会，这对于富人或强者而言，算得上一件既利他又利己的事情。那么，为自由市场配置一个最低限度的、守夜人式的政府，把慈善交给市场，这似乎是经济制度设计上的一种最优方案了，是一种斯克鲁奇和克拉吉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今日思考

但是，守夜人政府永远都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能，换言之，它总是不肯安安分分地守着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集权政府的膨胀本能，但即便在民主框架里，假定曾经存在过某个守夜人政府的话，它也很容易膨胀得面目全非。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今日得到

最后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谈了《圣诞欢歌》里边的募捐情节，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观点：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所以剥削和压迫即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不可取的。

就到这里吧，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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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离：『不想单纯做“守夜人”的“守夜人”』

当守护不能满足“守夜人”了，那就由“控制”来满足吧。“守夜人”往往是以守护者自居的，开始的时候“守夜人”挺满足这个角色的，作为居中裁决者，因为自身的角色可以“实现”公平和正义，在这个守护过程中，“守夜人”以“爱”的名义不断的促成“公平和正义”，就会让它产生一个“幻觉”：“我是守护者，我做一切都是为了公平和正义，我是爱这个群体的。”这样的“幻觉”越来越真实，“守夜人”也越来越觉得单纯的“守护”已满足不了自己的“幻觉”了，它感觉自己就是“真理”或者自己所做一切都符合“真理”，那你们所有人，都听我的，都只听我的好了，这样才符合真理，最终“守夜人”变成了“操纵者”。

diceking：感谢，为了逻辑完整主动加班的熊老师。 笔记 今日观点:“把人当人更划算”，这个更经济的价值判断需要什么环境限制或历史条件吗？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考虑: 1.奴役的管理成本: 在石器时代，除了天生的体力以外，个体间的武力差异不大，即使有个人英雄，但少数人在武力上完全压制多数人几乎不可能；到了金属冷兵器时代，一队训练有素的重骑兵，压制十倍数十倍揭竿而起没有正规武器的农奴，就可以实现，铁器管制一直是帝制中国的国策；到了热兵器时代，掌握飞机大炮的富人很难被打败，但只要贫民也有步枪炸药，想完全消除恐怖袭击，确保统制者的安全，也变得非常困难了。 2收入。老师讲到创造性，所有经济环境下，贫民创造力的价值都值得期待吗？从“当牛做马或机器”这句话，或许能联想到点什么。为啥不说把人当猎犬呢？为啥有农奴牧奴很少听说“猎奴”呢？原始人的狩猎劳动，需要团体协同，要实现有效的协同，需要每个成员的主动自觉，而奴役之下很难保障自觉性，所以跟猎狗和猎人的合作需要情感维系（不论真假）；但农耕生产中，人类可以用鞭子让牛马犁地拉车，同样的奴隶主也可以用鞭子强制奴隶劳动；在工业化的初期，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同样可以在鞭子下进行；当出现比奴隶劳工更经济的机器生产后，面对大量简单脑力劳动时，就又需要放下鞭子，保留自觉性了；当AI用更经济的方式完成了，大部分不分体力脑力简单复杂的重复劳动后，人类是否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只需要创造力？ 回到创造力，即使是科技大爆炸的今天，最终有价值的创造力依然是极少数人贡献的，还有人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创造，都是偶然的“非期然后果”，失去劳动力身份的社会大众，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呢？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的人只是单纯的“消费力”，社会的稳定形态会是怎样的？

作业 就从“守夜人”这个比喻开始，最开始，守夜是业余的、无偿的、大家轮流负责的。后来习惯社会分工的人们开始雇佣职业化的守夜人，但这个工种有些特性，难以形成充分自由的市场，不能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实现优胜劣汰:1.这项服务是分散支付集体选择的，没有独立负责的买方；2.巡夜的区域（国家）太小、守夜人频繁更替，都对买方不利，难以形成充分竞争。 当大家对守夜人的专业性和价值产生疑惑时，职业守夜人就需要自我证明，这时又出现困难:1.像所有高度职业化的工种一样，大众已经很久不再轮流守夜，对夜晚存在的危险和应对方式都变得陌生；2.没有明确独立的买方，守夜人自我证明的对象是模糊的大众；3.最重要的是，守夜是一种预防性而非生产性的工作，看不到直接的成果。 当居民的夜晚安全时，守夜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职位和报酬，就要证明夜晚其实很多危险，是被我们很努力的消除了；当出现扰民的

zero：简而言之，民主是多数人掌握政治决定权，专制是少数人掌握政治决定权。这只是原则，一旦落到执行层面，许多具体的程序都有漏洞可钻。

51%算是多数，但通过合纵连横，拉一批打一批，可以再从中区分出26%的多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如果派别多，那么不用达到26%就可以掌握51%的话语权，如此几个轮次下来，极少数人就走到了政治决定权的顶端。

并不只是51%这方才有胜算，那少数的49%甚或更少，也可以通过联盟、离间等手段，逐步掌握话语权。

作为平常人，妄言国是显得有些不知轻重。那就看看某些企业，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鲜活生动的很啊。

一溜小跑：权力天生的属性就是自我膨胀，阿克顿勋爵的们名言“权力导致腐败”正是指出权力的本性。我们知道，一个官僚系统的政策会越来越左，层层加码，为了维持其稳定，看得见的手越伸越长，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遍及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即使在民主框架下，只是政务官对选民负责，执行政策仍然使用公务员体系，但任何文官系统都自带官僚属性，权力膨胀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木头离：『被权力奴役的守夜人』

守夜人作为守护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权力掌控者，作为守夜人它拥有守护权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反倒不正常，这样也就埋下了“自我膨胀”的种子。

这个“权力种子”刚开始仅仅在“地下”，默默的存在，无声息的守护，而每一次守护，就相当于给“种子”浇水施肥，不多久，这个“种子”自然的破土而出，从此它就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存在”了，这样的守护也不可能再“悄无声息”，每一次的守护，就相当于是宣告“存在”，每一次的守护，就是在施肥浇水，有不多久，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成参天大树，从此“守夜人”就成了这个“大树”或者住在了大树上，失去了自我，变成了“护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