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 人口真的会过剩吗

欢迎来到熊逸书院。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互助论》的另一个核心观点：自然死亡率是制约种群规模的重要力量，种内竞争既不会普遍发生，更是完全没必要的。在真实世界里，生殖过剩只是很特殊的现象。

你还可以记住《互助论》当中的一句论断：“同情是合群生活的必然产物。”

你还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情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文。

（1）自然死亡率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让我们想像一下19世纪的村庄，如果食品一直保持充足，出生率一直都保持在6%的话，经过80年，人口会增长到原先的多少倍呢？

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去问马尔萨斯，他会马上拿出纸笔，把已知条件带入数学公式。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当我说出克鲁泡特金的答案，大家一定很难接受。克鲁泡特金说：80年前是多少人，80年后还是多少人。

这到底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学问题，而是俄国东南部很多村庄的现实状况。对这个离奇的现实状况该怎么解释，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会说：这里的居民一定发生过可怕的竞争，竞争失利的人都被淘汰掉了。众暴寡，强凌弱，多么可悲可叹！但克鲁泡特金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些村庄的人口数量之所以年复一年的不增不减，原因很简单：新生儿有1/3活不到6个月就死了，有一半在此后的4年中就会夭折，每100个新生儿当中，只有17个左右能活到20岁。也就是说，很多新出生的人在还未长大成为竞争者之前就死掉了。

请你认真思考，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它意味着在这样的自然死亡率之下，种内竞争既不会普遍发生，更是完全没必要的。那么，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霍布斯的逻辑纵然无懈可击，前提却是错的。马尔萨斯的理论也靠不住，那只是扶手椅上的算术论证，完全没有考虑真实的世界。在真实世界里，生殖过剩只是很特殊的现象。

如果我们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怀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接受了克鲁泡特金指出的事实，我们会放弃原有的立场吗？显然不会，我们的原有立场甚至会被强化，因为我们会从这样一种现实当中生出一种深深的隐忧。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给你3秒钟的思考时间。

你应该已经想到了，问题出在新生儿成活率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就是反人性的，现代医学大大提高了新生儿成活率，还让老弱病残都可以得享天年，甚至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亘古未有的怪事。一言以蔽之，人，已经变得“不自然”了。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人已经发展到逆天的境地，这同样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那么，我们还该不该“道法自然”、“任天为治”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种“逆天”是否只是表象，本质上并没有颠覆进化论的原理呢？

（2）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克鲁泡特金想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还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相应地，他也预见不到医疗成本将会发生多么惊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他的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可以随着后文慢慢思考。

前边讲到，在小规模的熟人社会里，医疗、养老基本可以在社群内部得到解决。但在进入城市之后，人口多了，社会大了，医疗和养老是不是就有必要由政府统筹呢？

如果纯凭想像的话，我们倒是很容易接受这个结论。但是，克鲁泡特金不是霍布斯式的学者，他的武器不是逻辑思辨，而是翻查证据。

欧洲中世纪正是城市兴旺的时代，城墙里边住着各行各业的人，虽然不能和今天的大都会相提并论，但毕竟比农村的规模大太多了。一名市民，不可能和全市的人结成亲密关系。城东的张三生了重病，城西的李四不一定有救助的义务，甚至他们彼此都不认识。那么，张三就会因此陷入无依无靠、呼救无门的境地吗？需要申请公费医疗和政府救济吗？

答案是：不会。

我们需要想到一个最基础的前提：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一个很可靠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这个前提来做逻辑推理，不会重蹈霍布斯的覆辙。那么，作为群居动物，当一群彼此陌生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磨合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会形成组织。天然的人类群居规模不超过几十人，但可以形成人群与人群的联合。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形成组织呢？

这也不难推测，应该是彼此最容易产生同情的人。

那么，哪些人之间最容易产生同情呢？

同样不难推测：物伤其类，彼此境遇相似的人最容易产生同情。

同情心是与生俱来的，孟子就这样证明过：譬如看到一个小孩子就要掉到井里了，任何人此时此刻都会产生“怵（chù）惕恻隐之心”，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理，既不是要和小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为了在乡里、朋友之间博取名誉，更不是因为厌烦小孩子的哭声。孟子继而指出，恻隐之心、羞恶（wù）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人天生具备的，这就是所谓“四端”，也就是“四种萌芽”。四端与仁、义、礼、智分别相连，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把这四端“扩而充之”，就可以安定天下。

这是中国传统性善论的基础逻辑，我们现在只看其中的恻隐之心，它真的可以扩充到安定天下的程度吗？在宗法社会里，这个逻辑倒还说得过去，修齐治平一脉相承，但人的同情心总是很有限的，如果你的朋友遭遇不幸，你的同情心马上就会熊熊燃烧，如果遇到不幸是一个陌生人，你就未必会有什么感触了。如果真有“大爱无疆”这回事的话，人类的自然生活模式就不会是几十人规模的部落聚居，而应当是几千、几万人的部落聚居。

今日思考

社会变大之后，同情心经常有一些不合理的，甚至是荒唐的表现，让许多人愤怒，让许多人错愕。比如一名流行歌手的不幸会引发同情心的狂潮，而一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不幸却得不到太多关注。这真的不合理吗？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今日得到

让我们告一段落，现在进入复习时间，今天我们谈到《互助论》的又一个核心观点：自然死亡率是制约种群规模的重要力量，种内竞争既不会普遍发生，更是完全没必要的。在真实世界里，生殖过剩只是很特殊的现象。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只是扶手椅上的算术论证，并不切合真实的世界。

你还可以记住《互助论》当中的一句论断：“同情是合群生活的必然产物。”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热门留言

成洁getit：人们之所以同情流行歌手、而对将军冷漠，是因为歌手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机会远远大于将军，人总会更喜欢熟悉的人，论起刷存在感，将军大概只能在有限几次机会里上上新闻，流行歌手大概每月都要上头条吧。我觉得这很合理，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参见附录1），比起逆天的科技发展造成的大城市，是远远不够用的。 关于同情心的引发条件，还有不少实验论证过，人们更容易因为一张具体的生活处境艰难孩童的照片捐更多善款，而不是一组详实无比的贫困调研数据发更多善心。这也是合理的，人们更能够想象出一个具体孩子受苦受难的画面。

附录1 我听到过一种理论解释“重色轻友”，它说因为生理上的限制，每个人只能对五个人保持亲密的感情联系，而且这五个人不必是身边的人的信教的话，上帝就占一个;追星的话，偶像就占一个。有了男女朋友，原来的死党自然要退位让贤。重色轻友也是无奈的必然。

李盈：克鲁泡特金认为，很多新出生的人在还未长大成为竞争者之前就死掉了，这是自然死亡率的表示，实际并不全面。自然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种间竞争的结果。比如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贫困家庭，由于营养不良和医治不及时，孩子夭折的机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流行歌手和将军同时遭遇不测，得到同情更多的会是歌手，针对这个现象，我们不必做道德层面的解读。如果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流行歌手得到的同情更多，仿佛扭曲了价值观，但是这种同情，其实是关注和共情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产物。

流行歌手由于职业特性，在关注度上秒杀将军是必然的，唯一的特例可能在朝鲜，我相信你不会认为朝鲜是多么正常的国家。流行歌手为了博得大众关注，就会有意识的贴合大众，所以他们和大众的共情能力显然更好。

而对于将军来说，保家卫国是他的职业，搏出镜绝不是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事情，或许有人会提到张召忠教授。我想说，张教授的职责和传媒业差不多，他更接近流行歌手这一边，如果哪天张教授出了意外，相信也会比普通的将军引来更多的关注。

迷糊小胖：身份越私人化的职业，可能得到的同情越多。歌手这个职业其实对于社会其实是一种额外服务，也就是说没有歌手这种职业社会照样正常运转。因此能被大家认识的歌手其实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愿意购买这种额外服务。他的不幸容易引起同情是人们担心不能再得到这种自己选择的服务。将军是一种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必须的服务，将军完成这种服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人们已经被强迫消费了，而且消费过程也不是自愿的，你不能派自己认识或喜欢的将军上前线。这种没有参与感的消费，让人们对哪位将军遭遇不幸，并没有多少同情心，反而希望国家赶快派另一名将军去替换掉因为遭遇不幸不能提供服务的将军。

一溜小跑：卡尔波普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受知识增长强烈影响，因其不能用合理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因为我们无法掌握未来的“新信息”，只能依据历史的经验来判断未来。但社会演化就像人的一生，是独一无二过程，任何学说都无法证伪，所以本质上说都是一种猜测，不过是对社会解释的一家之言，无论是社会进化论还是尤瓦尔赫拉利的“从智人到神人”。 克鲁泡特金当然无法预测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无法预见婴儿死亡率的大幅降低，甚至马尔萨斯的“扶手椅”都可能会变成现实，人确实已经发展到“逆天”的境地。问题在于，历史与未来之间是“不连续”的，“翻查”昨天的证据，无法论证今天的现实，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解释力大打折扣，反倒是霍布斯的“逻辑思辨”更有可能触及真相。 在大众文化裹挟下，流行歌手离我们更近，更容易将自我投射，大概是是物伤其类。而将军离我们太远，高高在上，过于强势，而强者总是处于大众的对立面。

我叫张子鸣：在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在熟人社会中主张的是有差别的爱，而不是墨家的兼爱。所以同情心的界限就是费孝通比喻差序格局的涟漪那样。越靠近波纹中心，越亲近就越同情。 而在现代都市中，虽然逐渐失去熟人社会的根基，因为它强调人人平等，但是人们还是更同情熟悉的人，流行明星天天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在手机在电视。所以王宝强带绿帽，他们比自己戴绿帽还激动。而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离世，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将军跟他们不熟。 在陌生人的社会中，我们还是要找到哪怕一点的熟悉感，来满足我们天生的安全需要。同情的界限，也就在这安全感范围划定。

文祥45416618：熊老师今天提出的问题经常发生，前一阵子就有媒体评论感慨并批评国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到娱乐圈内某艺人的过世或其它八卦新闻，却对那几位对我国科技事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对此深感忧虑。产生这类现象或许是大众的感知外界的水平门槛所致吧，毕竟那些科技专家的事业对大众而言，认知门槛很高，除业内同仁能认识其价值外，普通人很难理解。于是出现了一些普通大众虽不理解杨振宁教授的杨米而斯理论、杨巴斯克特方程等对理解认识这个世界自然现象有何巨大意义，却热衷于反复八卦其第二次婚姻。看来提高全民大众的科学认知、人文素养绝非一日之功，在水平门槛提高之前，这类现象会反复出现。好在那些推动人类认知进步的专家学者的神经足够强大，但又没更多时间去理睬那些八卦，于是精英和大众各自生活于自己的平行宇宙中，各不相扰。因为精英专家和普通大众都有水平不同的感知认知，于是应了黑格尔那句“凡存在的就是符合我理性思维的，不存在的就是不符合我理性思维的，我感知的才是存在的，存在是依赖我的主观感觉而存在"。专家没空理睬八卦娱乐新闻，这个世界足够他探索，大众没有能力理解专家的理论，只能追八卦。

鱼堡主：人的各种想法、品质，大致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自恋吧。《厚黑学》里讲见孺子入井心生怜悯，但若和孺子一同入井、或此人根本淡漠自身生死，恻隐之心即要被搁置。同情的心理也一样，人们最爱的是自己，但当遇到将军遭不幸时，我们会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类，而把同种不幸情况下自己渴望得到的同情施于将军。但我们十分不了解将军，故很难把自己代入将军的角色、想象将军需要和我们一样的同情。换句话说，这份同情带来的自我满足感不强烈。歌手就不同，为了扩大影响力、博得粉丝的喜爱，明星、歌手们会试图使自己变得和普通大众的喜好、追求相似，使我们更易有一种代入感。我们在同情歌手时，似乎在同情一个人生轨迹不同的自己，这种满足感、再加上道德层面的正面评价，会导致我们同情喜爱的歌手甚至会偶尔超越对自身的同情。

李姜志：为什么人们对乔布斯的过世非常悲伤，因为有许多人用他的产品。他的产品产生乔布斯与顾客之间的一个关系链接，会让人产生类血源的联系(我没什么根据，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歌手也是一样，而且这样的链接更感性一些，因为歌曲触发情感。将军的产品他的顾客群太小，没有这种链接。影响力也就不一样。

超然真人· Valerian：世界上有一种叫老鼠的动物，它们生殖过剩的问题就特别严重;不过自然界中有一种叫蛇的生物，解决了老鼠生殖过剩的问题

cc简：对人的问题的预测单靠简单的理性推理往往是不可靠的。有个非常有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假设AB两个人分100块捡到的钱，A有权提出分配方案，如果B接受就按照方案进行分钱，如果B不接受，直接交给警察，最后AB都得不到钱。那么A提出怎样的方案是最佳的呢？ 按照理性人的思路，A99块，B1块的方案最佳，虽然很少，但好过没有。几乎所有经济学课堂都认可这个方案。可是事实是现实中真出现这个情境，没有人会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因为人还有一个公平感的机制左右行为，B不仅不会接受1块钱，甚至还可能倒贴报复A。 同样的按照马尔萨斯计算的人口增长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太多复杂因素会干扰人口自然的增长。科普泡特金所说的新生儿死亡率是制约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哪怕现代医学提高了新生儿死亡率，但单身主义丁克家庭等思潮影响着人类的生育率。 但有个可靠的基础：人是群居动物，天生的政治动物。而群体中人的相互联系同样错综复杂。就如今天的思考题，人们对歌手比对将军有更多的同情心。原因或许可以用费孝通的涟漪理论来理解，人以自己为中心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向外形成亲疏远近的关系，越靠近中心关系越亲密。对比歌手，将军的职位注定了远离大众，自然歌手更加亲近些，所以得到比将军更多的同情心是可以解释的通的。

深圳陈俊凯律师：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只有那些道德标榜家才会动不动以道德批评人。

熊老师说了，物伤其类，彼此境遇相似的人最容易产生同情。

这个理很好地解释了，一名流行歌手的不幸会引发同情心的狂潮，而一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不幸却得不到太多关注。

流行歌手，我们可以天天在网络上报纸上，看到他（她）的新闻，听到他的故事，了解他的动新动态。对于我们喜欢的流行歌手，我们甚至在情感上把他当成朋友、家人。对于他的不幸，我们当然感同身受，产生同情心。

而对于功勋卓著的将军，我们又知道了他什么。我顶多在他被授予奖章时和追悼文章时了解下他做了什么事。他对我们在情感上是陌生的，我们怎么会对他产生过多的关注呢。

虽然将军做多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已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奖励。历史也记住了他，他的光辉映照史册。

可他对我们来说，在心理上终究就是个伟大的陌生人。

一杯白开水：回答：现象合理！

一，我们可以按陪伴时间定亲疏。 歌手的歌常听，其声音每次陪伴群众至少3分钟。 而将军平时的操练过程和战争的细节，百姓知之甚少。至少新闻联播不会把可能涉密的将军动态每天广播三分钟。也许北韩是例外…

二，将军歌手工作目的不同。 歌手是职业化、商业化地吸引关注与建立感情。 将军的人际光环，只是其职业成就下小小的副产品，敌不过歌手竭尽全力投入主攻的职业化商业化。

造浪者：特别同意熊逸老师说的“同情”是合群的必然产物。“同情”一般是高对低产生的情感，只有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了，才能与对方推心置腹。这么看来，“同情”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感，它只是“虚荣心”的副产品。另外，这个世界总是莫名“同情”弱者，养成了一种“我弱我有理”的古怪之风。

Nina酱：同情心只会发生在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人身上，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人很自恋的关系。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么出于同情的帮助其实也是出于“帮助自己”。 一直觉得有些情绪可能在本质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万维刚老师给过一个公式“喜欢= 熟悉 + 意外”，放在追星上应该也是成立的。流行歌手因为有足够的曝光度，可以营造出人对他的熟悉度。然后偶像对粉丝做出一些很亲和的互动（造成与自己身份的反差，让你觉得他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常常会让粉丝立马陷入狂热的喜欢。而且粉丝常有的幻想不就是偶像可以和自己成为恋人，喜欢称呼偶像是自己老公或者老婆。 那么同情也差不多，流行歌手因为有足够的曝光度，带来熟悉感和喜欢，那么普通人就容易在他的身上投射上自己的情感觉得他是你的身边人，自己的恋人或者朋友有不幸，当然要帮助啦！但是将军无论再这么出名，常常给你的感觉就是严肃和高高在上，没有了熟悉度，对于陌生人自然也就不会关心。

zero：朋友圈不少人转载，为将军鸣不平，并直斥明星为戏子。嗯，“正义感”十足？一个人的死，非得要与另一个人的死PK？

小时候养鸡养猪，每有鸡仔病死、猪被屠宰，总是心里不舒服，甚至经常挖个坑把鸡仔埋掉。是不是挺有同情心？但村上的狗要把埋掉的鸡仔扒出来吃掉，被我撵着打。对狗的同情心又去哪里了？

对陌生人会有同情心，但对熟悉的人、有感情的人，同情心更多些。同情心与自己的投入（时间、情感）是有正相关的联系，那么也就容易理解明星、将军之死引起不同的反响。同情明星的，平时关注ta就比较多，为将军发声的多是不关注明星的，又对粉丝的行为看不惯，所以就会针锋相对。粉丝的数量，远超后者，那么关注数量自然相差甚远。

P.s 早上看了有关费米悖论和大沉默的文章，就像熊大之前所说，站在宇宙的角度看地球，真是不值得一提。

东子：同情心有时只会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带有选择倾向性，同样是暴雨，可能会同情城市雨中工作的人们，而忽略于被暴雨冲垮的房屋，而且同情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现了放大效应，会出现更为极端的反差。

得到用户：人对熟悉且喜欢的人更有同情心。

老杨自耕地：同情是有限度的，邓巴数字清晰的告诉我们情绪记忆也是有限度的，所以人的情绪记忆是稀缺的，那人的同情自然也是稀缺的。

正如商业社会争夺人的稀缺注意力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因为稀缺，所以群体内相互之间也是竞争的。

艳明：一名歌手之所以会成为流行歌手，也许是因为他的歌能与听众产生共情。可将军所做的事就不一样了。因而一名流行歌手的不幸会引发同情心的狂潮，将军的不幸却不会。

定慧：在今日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发达，娱乐致死，人们对明星的关注度超高，天天见（网上）自然而然就会有亲近感。他们出现了任何事情，都会引发网友关注，动了四端之一的恻隐之心。对于将军之类的国家功臣，其实不是不敬畏，不爱戴，只不过是他们距离大家遥远，心理距离太远。由于网络“熟人社会”对他们的宣传不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