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 - 《三国志》是不是正史?
43.3 | 《三国志》是不是正史?
欢迎来到熊逸书院。今天谈谈孝道和正统意识的关系,还有《三国志》对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特殊处理,你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传统史书的特殊写法。
(1)正统意识里的孝道问题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正统皇帝的空缺与否和孝道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总会说中国人重视孝道,特别孝顺老人,而西方人是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今天中国人讲这种话或多或少会有一点亏心,所以有些人会惋惜孝道文化的凋零。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孝道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家庭导向的,而是社会导向的,一旦社会结构变了,自然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古代无论是皇帝发布诏书,还是大臣奏议朝政,总喜欢说“圣朝以孝道治天下”。这是一顶大帽子,把孝道奉为最高意识形态准绳,然后基于这个准绳,再讨论应该做怎样怎样的安排。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孝道当中最重要的行动并不是孝顺父母,而是要让天下有皇帝。
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很费解,但在古代世界,皇帝是天子,顾名思义,是天的儿子,所以应该孝顺上天。如果天下全是不合法的割据政权,那就意味着上天没了儿子,也就没有人来祭祀上天了,天就会“挨饿”了。所以,让上天得不到祭祀,这是最大的不孝。
我们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所谓“不孝有三”,一是家长干坏事,儿子不但不拦着,还在一旁曲意逢迎,二是家里贫穷、爹妈老迈,儿子却不出去工作挣钱,而比这两点更糟糕的就是第三点:不结婚生儿子,列祖列宗得不到香火的祭祀,都会挨饿。所以“无后”也叫“绝祀”,意思就是“对祖先的祭祀断绝了”。 在宗法社会里边,贵族对孝道的最高追求不是孝顺父母,而是“世不绝祀”,也就是世世代代都有男性继承人来祭祀祖先。 如果做到了,这就是所谓“死而不朽”,意思是说,虽然每一代继承人终究不免一死,但家族永存,香火不灭。
“死而不朽”的涵义后来发生了转变,变成“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这是上周讲《传习录》的时候讲过的。到底什么是“立”,我们会理解为“建立”,比如“立功”就是“建立功勋”,但古人有另外的理解,说“立”的意思应该是“不废绝”,比如尧舜,活着的时候功德无量,死了以后还能泽被万代,他们的“德”一直都没有废绝,这就是“立德”。
从“香火不灭”的角度上看,如果魏、蜀、吴都是割据政权,那就意味着“上无天子”,没人给上天烧香上供了,人心就会不安。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是要汉献帝把祭天的权利移交给自己。刘备称帝,有一个理由是说曹丕没有祭天的资格,只有自己作为汉室宗亲,有义务承担起让汉朝“世不绝祀”的重任,这既是对汉朝皇族最大的尽孝,也是对上天最大的尽孝。孙权倒没有直接否认刘备的祭天资格,只是自说自话,说汉朝和上天的关系已经中断了,但上天又必须被人祭祀,谁才有这个资格呢?既然上天给我降下这么多祥瑞,显然是把资格给我了,那我就义不容辞好了。
曹丕、刘备、孙权,三个人各说各话,但有资格对上天尽孝的人只能有一个。这个人到底是谁,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至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必须站在自己的本朝,也就是晋朝的角度,认可曹丕的资格,把刘备和孙权当成割据分子。为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既然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对孝道都有一致的理解,于是人心所向,天子只能有一个,正统也只能有一个,凡是并存的政权,一定有正有邪。所以我们会在历史上看到,即便是南宋和金国对峙的时候,连金国这种蛮族出身的政权也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因为 谁拿到正统资格,谁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正义性。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我们看美国人打仗,打的是“韩战”、“越战”,中国人打仗,打的是“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称谓上的差别反映出来的就是文化背景上的差别。
(2)特殊笔法
今天我们讲中国历来的“正史”系统,有所谓“二十四史”,《三国志》就是其中之一。《三国志》又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其实严格来说,《三国志》原本不算正史,只有《三国志》当中的《魏书》才算正史。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背诵历史朝代次序,说起来还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而不是“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显然《三国志》确定的正统已经约定俗成了。
昨天讲过,《三国志》原本是三部书,分别是《魏书》、《蜀书》和《吴书》。虽然早在晋朝,已经有人把这三部书合称为《三国志》,但大约要到宋朝以后,三部书才合刊成为一部《三国志》,整个归入正史系统。这是因为只有时间隔得久了,当初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搞历史总会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时间越近,敏感性就越高,必须小心避开各种禁忌,很难下笔,但时间远了的话,就没法走访当事人,很多档案也都或者损毁,或者丢掉了。
我们读《三国志》,会发现陈寿对正统问题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而对蜀国和吴国这两个“割据政权”,写法竟然也有细微的差异。《蜀书》当中,对刘备称“先主”,对刘禅称“后主”,然而在《吴书》当中,对孙权和历任皇帝都直呼其名,标准显然不统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三国志》从出身来看,并不是一部官修史书,而是陈寿的私人历史著作,属于私史,因为写得好,这才被官方认可。陈寿原本是蜀国人,还在蜀国做过官,他的老师是蜀国的大学者谯(qiáo)周。三国末年,劝刘禅向晋朝投降,谯周就是最大的推手。晚唐诗人温庭筠写过一首七律,题目是《过五丈原》,最后两句特别有名:“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五丈原是诸葛亮病死的地方,诸葛亮死后,谯周这种人成为蜀国的元老大臣,蜀国就这样亡了。所以谯周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很坏,但在当时,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对晋朝也算作了很大的贡献。陈寿作为谯周的弟子,投降晋朝之后虽然更容易吃得开,但毕竟蜀国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写历史的时候自然要对蜀国的旧主公有一些偏袒。不直呼其名,这是很必要的礼数,而且“为亲者讳”也属于传统史学的正当原则。
古人写历史,需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并不鼓励冷静、客观、中立的写法。即便没有存心避讳, 我们也必须知道“客观视角”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有倾向性,要么是情感倾向,要么是审美倾向,要么是理解力的倾向。 从杂乱的史料当中选取哪一些,删除哪一些,都是由这些倾向性决定的。所以我们读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不同的史书参照来看,这就等于借用很多人的视角来看同一件事。
今日思考
读《三国志》,有两份参考资料是必备的:一个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释,一个是“前四史”当中的《后汉书》。《后汉书》记载后汉的历史。我们知道,刘邦建立汉朝,然后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新朝很短暂,刘秀又恢复了汉朝。为了区别,刘邦一系的汉朝称为前汉或西汉,刘秀一系的汉朝称为后汉或东汉。后汉之后就是三国,也就是说,从书的内容来看,《后汉书》要排在《三国志》的前边。但是,《后汉书》写曹操阵营里的历史,忌讳反而比《三国志》更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今日得到
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复习一下。今天谈到孝道和正统意识的关系,还有《三国志》对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特殊处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三国志》原本是三部书,分别是《魏书》、《蜀书》和《吴书》,大约在宋朝以前,只有《魏书》才算正史,你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传统史书的特殊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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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尘闲:回答熊逸老师的问题:《后汉书》是刘宋时范晔的著作,刘宋时候东晋已经灭亡,时间相隔久远,所以正统性问题没有西晋时期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因而写作起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以及政治上的顾虑都较少,也就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写了。
李盈:历史的“客观视角”实际是不存在的,不同的书只是主观的程度不同而已。就像熊老师提到的朝鲜战争,中、美、苏、朝、韩几方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不但国与国不同,国家之内意见也不统一。就以美国为例,麦克阿瑟要摆平整个朝鲜半岛,而杜鲁门不想让战争规模扩大,所以连统一的美国意志实际都是不存在的。
回答今天的问题,《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纪传体史书,记录了整个东汉的历史,包括和曹操同时代的汉献帝。因为成书时间晚,东晋已经灭亡了,所以当初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变得不那么敏感。
木头离:历史的温度,来源于各个编写历史的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感受,甚至是他们的限制,都会给其所编写的历史带来不一样的方式。
陈寿的《三国志》,就很好的体现了一个修史人透过字里行间展示的历史的温度,对于旧主的尊重,对于新朝的衷心,对于第三方的“无所谓”,都是很真实的,而越是真实,越值得揣度和体会。
由此推到《后汉书》的编写,也是可以说的通的。对于曹魏的几乎毫不避讳,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态度:
首先,《后汉书》成书年代晚,所以当权的压力要小上不少,因此相对会不那么谨慎;
其次,《后汉书》立场在汉室正统,曹魏在这样的视角下,天然就会放到下一个层次;
再次,《后汉书》编者站在儒家的角度,也自然把曹魏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不满,不避讳也自然。
九把叉 方明:客观视角”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有倾向性,要么是情感倾向,要么是审美倾向,要么是理解力的倾向。这是今天学习的最大领悟。因为要想把一件事解释清楚,就必须站在一个特定视角进行阐述,否则就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这就像相对论,站在火车上的人和站在车下的人,因为立场不同,对火车速度的认知是不同的。哪怕是站在上帝视角,也只是众多“机位”的其中一个,所以没有绝对的“客观”,只有相对的“真实”。
不倒翁:后汉书的主体是后汉,曹操阵营里的人都是后汉的臣子,不需要纠结于魏蜀吴的正统问题,而且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距离魏晋时间较远,避讳的东西就少了。
俊凯:《后汉书》作者范晔,刘宋时期人。后汉书的创作要迟于《三国志》。年代越远,避讳越少。第二个原因是,未必年代越近,史料越多。比如刚刚结束战乱,许多史料会散失。平定统一后,会有新的史料出现,就是那些原本散失的材料,通过收集辑佚重新出现。第三个原因私人修史,史家本人的资源也会对写作造成制约。
卷毛:《后汉书》写曹操阵营里的历史,忌讳反而比《三国志》更少大概是因为《后汉书》虽说记录的历史比《三国志》早,但是前者成书已经是南宋时期了,正如好熊所说,因为其特殊的成书时间,才使其对于意识形态不那么敏感了,禁忌也就少了,而《三国志》受与意识形态的挟持,对于曹操阵营历史的描写必然要有很多的禁忌。但矛盾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三国志》记录的是当下发生的历史,其真实性又高于千年之后成书的《后汉书》。此时我们带着自己的认知框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zero:记载历史的史书,居然也难以风平浪静。看来,想要了解真实的历史确实太困难,我们能够把握的,反而是非具象的意识形态。
《后汉书》的内容比《三国志》早,但作者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时代隔的更久,写起来也就更没有多少顾忌。
钱清渠:这几天的日课越来越告诉我们社会政治形态跟这座背景对历史记载的影响。心里又是一扇小门在慢慢打开。 再来说下《后汉书》,他的成书年代已经到了《南宋》,不同于晋朝的陈寿写《三国志》是前朝史,要定义正统延续的问题。 《后汉书》是建立的已经认可《三国志》的基础上,曹操在三国志里是魏朝的先帝,自然要粉饰一下,客气一点。 南宋的《后汉书》就不用管这么多,可以更多的还原历史真相了。
帮主jym88978634:因为《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国人,他只需避他所认为的尊者讳。从他记述曹操阵营时忌讳更少,表明他的情感偏向号称有正统血统的刘备阵营,或者厌恶宦官出身的曹操。 所谓正史,是被后朝认可的官方版本的历史,只是代表了执政者的情感偏好和价值观取向。说白了,前朝史是要为本朝的统治正当性服务的,肯定都有前朝有违天命,为天所弃的内容,多少都会贬低前朝的倾向。 所以,施展老师把古代中国的朝代更迭顺序总结为“普遍理想——社会实现——普遍实现”,社会活力都是表现为渐趋减少,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从而使造反,建立新朝成为历史潮流。
文祥45416618:今天的问题其实熊老师已经在本文中讲了答案:“这是因为只有时间隔得久了,当初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搞历史总会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时间越近,敏感性就越高,必须小心避开各种禁忌,很难下笔,但时间远了的话,就没法走访当事人,很多档案也都或者损毁,或者丢掉了。”《后汉书》成书于南朝的刘宋时期,此时的东晋已被刘宋所取代,自然作者也就少了许多禁忌,可以用相对客观超然的心态评价三国时期的人物,而不惧被扣帽子。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过去的事情的评价标准也会变化,而这个评价标准却是很受当时的风气影响的,所以有人会说,一切历史(是指后代修撰前史)都是当代史。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后汉书》中会抨击权贵鱼肉百姓,中下层人士会勇于反抗权贵的一些表述。这事实上是作者在用曲折的方法,在批评从两汉特别是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势力,经九品中正制后形成贵族士族垄断阶层,固化、板结社会阶层,阻碍社会进步。
Geothinker:《后汉书》写曹操阵营里的历史,忌讳反而比《三国志》更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后汉,天子名义上是还在的,还是有唯一的正统,祭天这种大事还是汉献帝的专有权利,所以对于《后汉书》来说,在正统性方面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与忌讳。
一溜小跑:后汉书成书时间要比三国志晚,大概在南朝宋时代,同三国志一样,范晔也是私修史书,但充满了儒家正统思想。或许是因为刘裕篡晋,而南朝一直以华夏正统自居,所以范晔写三国时期的历史,奉汉朝正朔,写曹操阵营,是以东汉的角度,所以更容易直言,忌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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