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餐 | 重温斯宾塞与道家哲学（3）

熊逸

在上一讲内容的最后，我们谈到积极的政府和消极的政府。积极的政府会向人们提供幸福，消极的政府只是保障人们可以不受妨碍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极端的积极政府就是当爹当妈的政府，极端的消极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政治诉求和社会蓝图，都是在这两极之间左右摇摆。

（1）民之父母

斯宾塞有这样的话说：“在完全不加干预这一极端，和每个公民都将被改造成长大了的婴儿这另一极端之间，有着无数可停留的地方；凡是要求国家去做超出保护范围的事情的人，需要说一说他想在哪里划线，而且要向我们指出为什么恰好是在那里而不是在任何别处的理由。”

看来在斯宾塞的年代里，很多成年人就已经有了婴儿的特质，对一切看不惯的事情都希望“有关部门”出面解决。在《社会学研究》的开篇，斯宾塞就很抱怨一些人对社会行为的理解过于肤浅，总以为政府机关无所不能，要想解决哪个社会问题就先为它立法，只要立了法就能轻松解决。

这应该是婴儿对父母的心态才对，婴儿总会觉得父母无所不能，而且事事该管。自己很愿意服从父母的权威，但父母时不时地就该给自己喂吃喂喝、把屎把尿。

正是因为政府处处干涉，处处插手，上至公共工程的建设，下至特殊服务的体检，处处以“民之父母”自居，人们才会养成这样的心态，而一旦发现政府哪里没做，或没有做好，感恩的心就很容易被愤怒遮掩。

法国大革命的事例近在眼前。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处处插手，无所不为。如果你是制造业的老板，那么你该雇谁，不该雇谁，政府说了算；你该生产什么，该用什么原料，该做成什么品质，都要听政府的。政府会派出视察专员，毁掉那些没按规定生产的东西。你想给生产做一点改进吗？不行，那是不合法的，发明家甚至会被罚款。政府的监督和管制无所不在。你想靠山吃山，开山采矿吗？你必须先得到当局的允许。斯宾塞说：“书商或印刷商会由于吊销执照而被迫停业，从海里取一桶水也是犯法的。”

在斯宾塞看来，政府的手伸得越长，人民对它的诉求也就越多，各种不满也就越容易发生。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并不能凭空让不好的事情消失。

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也是很独到、很有斯宾塞的特色的观点。

要讨论这个观点，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个问题： 民政机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吗？或者说，它为社会“创造”了什么？

人们凭着常识，会说它增进了社会福利，但在斯宾塞看来，它其实什么都不能创造。无政府的社会有着多少福利，有了政府之后还只有那么多福利；无政府的社会有着多少不幸，有了政府之后还是有那么多不幸。政府不是生产机关，并不能凭空创造什么，它只会重新安排福利和不幸的分配。

如果你觉得这个道理很难理解，你就必须想到这是在工业社会里产生的想法：只有具体从事生产的人才会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服务业和政府只会参与价值的再分配。亚当·斯密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GDP到底该算哪些，不该算哪些，很难说清楚。

我们先沿着斯宾塞的思路来想。你可以设想一下，你是一名底层劳动者，薪水实在太低，勉强只够吃饭。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政府很关心你们，出台了一个最低工资法案，规定任何单位的最低月薪都不能低于一万元。于是你的薪水涨了，你很高兴，你的老板其实盈利很高，也不在乎这点小钱。貌似谁都没有受到损害，但那些盈利水平不高的企业承受不来如此高昂的人力成本，要么垮了，要么裁员，失业军团迅速壮大起来。

该怎么办呢？好像也不应该听任他们自生自灭。政府有办法，多发一点救济金好了。但是，钱从哪儿来呢？算了，路灯不修了，把这笔钱挪用过来就好了。城市没有了路灯，交通事故和治安事件马上多了起来。看来路灯还是要修，那就加税吧。一提加税，全社会怨声载道。政府有点不好意思，算了，不加税了，还是老办法，悄悄增发货币好了。

几轮通货膨胀下来，你惊讶地发现，曾经让你很得意的工资涨幅不知不觉被洗白了。你开始发牢骚，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很关心你，好吧，提高就提高吧。就这样，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了。

（2）永无止境

还有一个副作用是，随着事情越变越多，政府也越来越忙，原有的机构和人手都不够用了，只能不断扩大规模。斯宾塞用法国举例，说法国的政府机关大约有60万工作人员，这些人原本都是可以搞生产的，而现在呢，他们什么都不生产，日子过得却比普通劳动者安逸很多。

斯宾塞所理解的民政机构，从优点上说，大约相当于保险公司 。有了保险公司，各种不幸和意外还是会照常发生，唯一不同的是，损失不再由当事人独立承担——这对单个的人往往构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是由所有参保的人平均分摊了。

那么，当政府审批行医资格，建设公立医院，取缔非法行医，当然都要耗费税款，而这些税款在这里多用了，在其他地方自然少用了。政府存在的核心意义确实是“保护”人民，而最该保护的，在斯宾塞看来，就是人民的“同等自由法”。然而事实总是相反，政府会用各种具体而微的“保护”来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也就因此而大大削弱了。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具体而微的“保护”是应当的，但操作起来永远存在难题。比如说，如果保护国民的健康是政府应尽的职责，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可就多得数不清了：议会要规定每个人每天吃几顿饭，还必须因人而异，对不同体质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还必须委派官员监督每个人的睡眠质量……

除了身体健康之外，是否还要考虑精神健康呢？如果有未经政府许可的传教士向人们灌输错误的教义，这是不是就像江湖郎中无照行医一样有害呢？没错，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重要。

这样的类比并非出于凭空想象，因为斯宾塞发现，医生当真在向传教士学习。《柳叶刀》之类的专业期刊上不断有人呼吁，要政府委派公共卫生监督员，《公共卫生杂志》甚至还呼吁过要政府委派专员检查空置的居民房，检查合格之后才允许房东把房子出租。当然，这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但钱的来路不难解决，可以向房东征收附加费，用高薪养活廉洁的检察员。

还有刊物附和这个提议，说仅仅派人检查还不够，必须强制房东给房间安装适当的通风装置，这可以抑制疾病传播，对全民健康很有益处。《医学时报》盛赞土耳其政府，说它最近发布了一项法令，要给医生发国家津贴，要求他们必须为所有前来就诊的人——无论贫富——进行免费治疗。

这些内容太有现代感了，简直就像是人气论坛上的热帖。土耳其政府堪称楷模，即便在今天也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人们只会厌恶斯宾塞，因为他不但想让医疗彻底市场化，甚至还想取消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当真如此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巫婆神汉满天飞的世界，这怎么可以呢？就算医疗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商品，但患者，也就是消费者，根本就没有判断商品质量的眼力。要想让公众免受庸医之害，政府必须出面监管。这就好比公众无法判断一种宗教信仰或一种思想观念的好坏，政府必须学习孔子诛少正卯的榜样，使出雷霆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这样的论断貌似无懈可击，庸医害人的事例也每每触目惊心，但是，斯宾塞除了从“同等自由法”之外，还从“如何才真正对社会有益”的角度做出了反击。纵容江湖郎中无照行医竟然对社会有益，如此匪夷所思的道理该如何论证出来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就算斯宾塞天赋异禀，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当时为什么非但没有被全社会的口水淹死，反而很受尊崇呢？

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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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要发展，要成长就要包容杂质，不能太纯粹。 百川灌河，万泗奔流，天地不仁，生生不息所以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人必须永不停止的学习升级自己的思维模式与这个世界同步，这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