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 语言决定论

（1）心、性、理、气、天命……理学家到底想说什么

今天继续谈谈《大学》，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留下的问题：请你仔细看看“三纲八目”的字面，仅仅从字面上看，你觉得这会是很深奥、很费解的概念吗？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好像并不费解，是说统治者应当彰明美好的品德，善待百姓，把善发挥到极致。但是，朱熹的解释要比这复杂。

在朱熹看来，“明德”就是天理，是一个人先天就具备的。朱熹这一派学者最强调的就是天理，所以他们的学问叫理学——这是“道理”的“理”，不同于《仪礼》、《礼记》的那个“礼”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解释“三纲八目”的，所以看起来有点费解。

抗日战争年代里，蔡尚思写过一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其中批判宋朝理学家，有些话说得很有意思，我只引述一小段：“这班贵族地主，饱食暖衣，闲得无聊，妄作玄谈，表示高深，例如什么心、性、理、气、天命、象数、太极、无极、阴阳、五行等，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就表面看，好像无所不知；就实际说，却是一无所知。他们师徒，终身终日，开口瞎说，闭目瞎想，不但没有一事一理能够说出其所以然，令人稍微懂得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弄到前后不一致。”

蔡尚思的国学功底很好，这部书写得也算旁征博引、有理有据。今天拿来和南怀瑾的书对照来看才最有意思，它们刚好是对同一套知识体系的两种极端理解，好比电的两极，碰到一起就会短路失火。

在蔡尚思的这个极端上，时代烙印太鲜明，个人情绪也太浓烈了，所以那些论证到今天看自然不再立得住脚，但我们只要把字里行间的情绪撇开，再打个折扣来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抓到了理学的痛脚。朱熹虽然不是“饱食暖衣，闲得无聊”，但理学的那些概念，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玄而又玄，真不能全怪我们理解无能，而要怪理学家们一直没能说清楚。

（2）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

中国走进宋朝，毕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学就开始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了。但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今天我们能写严谨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晚清、民国那些翻译家。现代汉语里那些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等等，都是当年的“翻译腔”带过来的。

最适合古汉语的文体是诗歌，最能写出朦胧的韵味，比西方语言强一大截。

欧美学习中国古诗，兴起过一个意象派，虽然也有好作品，虽然也能在当年的诗坛上刮起一阵旋风，但和中国古诗的佳作一比，好像天生就带残疾似的。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结构太精确了，天生就朦胧不起来。这方面的内容，等我今后讲到诗歌的时候再展开谈。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宋诗赶不上唐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宋朝人就连写诗也喜欢说理，这就等于舍长用短，看上去总感觉有点勉强，只有少数高手才能应付裕如。而用古汉语来作哲学思辨，就像用英语写意象派诗歌一样，勉为其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无极而太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理学命题，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无极生出了太极，还是说无极就是太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就连第一流的学者也搞不清，在理学阵营内部就说不清。

朱熹的理学体系还算稍微好懂一些，因为他留下的著作太多，这里看不懂的能在那里看懂，看多了总还是能够有个囫囵的掌握。但要怎么讲出来，以我自己的感觉，最好先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讲完之后，借用这个概念来讲理学，那就事半功倍，简单明了，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又顾虑，讲古籍的中间突然插进两个洋人，还要讲上至少两周，好像不太合适。

退而求其次，简单来说，所谓天理，就是抽象的规则，是宇宙终极真理，是最高的善。人一降生，有血有肉，就不抽象了，就有了“气质”。

“气质”这个词原本是个理学概念，涵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是物质性的，具象的。人性分为两种：“天命之性”来自天理，一切都好，“气质之性”来自肉体，就有各种缺陷。朱熹做过一个比喻：水就好比“天命之性”，容器就好比“气质之性”，彼此依存。水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容器各有各的样子，所以人在“天命之性”上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气质——有道貌岸然的，也有阴险狡诈的。《大学》所谓“明德”，就是天理，就是“天命之性”，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去除私欲，或者说排除“气质之性”的干扰，让“天命之性”充分展现自己。简言之，这就是朱熹最著名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这样解释“明明德”，肯定是解读过深了，但如果你要参加科举，就必须按照这个思路答题，否则就做不了官。

只从这一小处，我们就已经看得出《大学》和朱熹的《大学章句》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逻辑：《大学》作为“四书”之首，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的重要性从何而来，并不是来自它本身，而是来自《大学章句》。今天很多怀有国学趣味的人，读《大学》但不读《大学章句》，这就完全搞错了方向。之前我反复说过，注本往往比原典更重要，这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那么，畑（tián）地良子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诗，《柠檬》，是我很想拿来和你共赏的：

柠檬，

一定是想到远方去。

薄薄地切一切，

就会明白柠檬的心。

薄薄地切一切，

滚出来好多个车轮。

散出好闻的香味儿，

车轮，车轮，车轮。

柠檬，

你一定是想到远方去。

（史京 译）

朱熹正是这样解读出了小小“柠檬”的伟大梦想。

话说回来，我们再看“三纲领”的第二项：亲民。貌似简单易懂，但是，朱熹又出怪招了，说这个“亲爱”的“亲”应当是“新旧”的“新”，“亲民”应当是“新民”。后来批评朱熹的人，总会抓住这一点说朱熹改字解经——你不能改掉原文的字再来解释，这像什么话，太不尊重文本了！

今日思考

那么，这就是今天要留下来的思考题：朱熹这样做，到底算不算改字解经呢？

今日得到

明天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继续。现在该是回顾今天知识要点的时候了：

• 宋朝的理学把传统儒学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做出许多过度深刻的解读。

• 古汉语是第一流的诗歌语言，但不适合哲学思辨。

• 朱熹的《大学章句》从理学角度解释《大学》，已经不是《大学》原本的朴素涵义了。

就到这里吧，明天再见！

热门留言

diceking：作业 改字解经，经典的文字是崇高的，乱改就是亵渎伪造，朱熹敢这么做，是因为古汉语给膜拜者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只是常常一字多义，还有光大中学生头疼的“通假字问题”，通假字好像从来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手册”，朱熹说这个“亲”字是“通假”“新”字，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公认的标准流程可以完全证伪的问题。 任何符合体系在初始和小众阶段，都有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但在数学里因为需要用的符合总数很少，数字上十进制只要10个字符，最初的运算主要只有加减乘除等于五个符合，就算每个数学家在写书时发明一套自己的运算符号，后人也不难推测出真实的统一的结果。 比如看到4＃2=2，＃可能是－或者÷，只要再在书中找到一个算式不同的＃号，就能确定，比如又有一处有6＃2=3，就能确定＃是÷不是－，但如果一本书里，既有6＃3=2，又有6＃3=3，就麻烦了。 想要精确的逻辑的表达，“一符一意”很重要，但需要用有限文字表达无限世界的自然语言不可能做到，古汉语就更难精确了，而不精确也正是朦胧美的起点。 强大的一字多义“容错能力”，使我们在文字发展的初期，少了很多“说不出写不出”的痛苦，但在后世多了“读不准猜不透”的麻烦，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王无念：算是改字解经，但是改不改不重要，解释才重要。语言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后人在学习前人理论的时候，都会偏离原有的意思。不说言简意赅的古文，就说是现代文章，可能作者只是发了一个牢骚，人们都能从里边解读出108种道理。

佛教有三法印的说法：「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诸漏皆苦」。我用现代脑科学来理解「诸法无我」，用进化论理解「诸行无常」，用辩证法理解「诸漏皆苦」。在看《道德经》时，只看表面意思，怎么都想不通，用辩证法就能很通顺的理解。

我这么做是对的吗？我也不知道，至少我没见过别人这么做过，但是这不重要，至少对我来说，它是逻辑自洽的。但是问题来了，哥德尔第二定理说：一个系统凡是逻辑自洽的，它必定是不完整的。

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语言即思想」。指的是，文字可以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所以传统思维方式是「具象思维」，追求具体和直观，也就是所见即所得，并不追求逻辑严谨。

在古代，人们看到公鸡一打鸣，太阳就升起来了，于是就认为是公鸡把太阳叫醒了。人们感觉不到地球在运动，于是直觉的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

人手有五指；身体有五脏：心、肝、脾、肺、肾；音律有五声：宫、商、角、徵、羽；那「五」就是一个神奇的数字，随之发展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就会被认为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完全没毛病。

人的大脑天生不能忍受残缺，对于未知的事物，会自动把它补全。古代的地图就是这样，对于已经精确测量过的地方，就如实绘制，但是没去过的地方，就凭借传说和想象来绘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准确不重要，完整最重要。

人天生就会追求因果关系，一件事搞不明白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逻辑思考能力，只是我们的逻辑思维很有中国特色。

如果一件事我们找不到原因，我们就会幻想出来一个原因。

人是怎么来的？既然找不到原因，就幻想一个女娲出来：人是神仙造出来的。于是，人就没有了疑问。为什么会有打雷和下雨这种事？既然找不到原因，那就会幻想出雷公电母、风伯雨神。

由于严格的礼法制度，只要你质疑古人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人们的观点是「祖宗之法不可废」，祖传秘方最厉害。

中国传统的逻辑只讲因果，不讲思辨。任何事情都有原因，但权威永远都是对的。

比如说，人们听说一个庙里的菩萨很灵验，就去拜神，结果事后发现一点都不灵，这时候人们不会认为神有问题，而是自己心不诚。

人们认为中医很灵验，结果吃了药，发现自己的病没好，那是这个医生的问题，而不是中医体系的问题。

沙边柳：注本比原典重要，熊隐士已经给出答案，新民或亲民，已经不重要，只要是注本能满足皇权才重要，前面的《左传》已经能让一件事情亦黑亦白，大学就更能了，春秋到朱熹的注本大学，从时间上已经过去1600多年，与时俱进是应该的！

甄如：第一次前排！ 既然古汉语文学性这么好，那为什么现代的作家完全放弃使用古汉语搞小说创作了呢，这不是然中国文学自断一臂吗? 是因为小说与古汉语的契合性不好吗? 可是显然不是，古典文学的文言小说作品也有各种优秀的范式啊，表示看不懂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所以这个问题想请熊逸老师回答～ 另外，我个人认为： 如果小说能用白话文结合西方的文学理论再通过作者高超的技巧夹杂一点古汉语诗意的抒情散文笔法甚至即兴夹杂一点诗词，这难道不是完美的中式文学吗? 我们从西方学习的文学理论无非是在内容上的技巧我们跟上他们在内容上的创新不就是了，可我们却不惜舍弃自己语言的独特性，连语言上都要仿照西方。 真是令人唏嘘。

小甜甜100：“中国走进宋朝，毕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学就开始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了。但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今天我们能写严谨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晚清、民国那些翻译家。现代汉语里那些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等等，都是当年的“翻译腔”带过来的。”

  玄之又玄的理学，原来是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原因，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笨拙，又加上过度解读，自然很多人都读不懂，到了明朝，可能就越来越读不懂……

  我的问题是，现代很多大家都批理学灭人欲，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从语言角度去思考是由于古汉语出了问题呢？难道他们是因为很崇拜古汉语而没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诗歌给他们带来太多好处的原故？

 熊师是什么时候发现古汉语不适合思辩的？

非礼了！没有好好先去看书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得到用户：懂得大乘佛法的人，看朱熹和王阳明的理论，通达无碍。曾经有人说大乘佛法是哲学中最高的，只要学通后对人间的思想哲学都是一览众山小，我个人学习过所以很认可，真心希望有缘人能够去学习。朱熹和王阳明的理论是佛法中入世的一部分。懂的人很自然就明白他们，多少有一些天性和天赋在里面。真正的困难是让不懂的人懂，相当于要变更别人的脑回路和化学链路。其实这个变更也不难，更难的是对方真心的想改变自己，有愿力，对新的思想有兴趣，而不是固守自己的思维模式去抗拒，这个叫有缘。即使有缘，思维是球状，语言是线状，用线状的语言去构建球形思维，佛家说需要接收者有悟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知道，人和人的意识千差万别，角度千差万别，理解力千差万别，不能强求。什么造成的千差万别，佛家叫业，是一种对思想的障碍。 消业障，让思维清朗，包容性强，才是提升自己眼界的正路。有业障，别人说的也听不进去，听进去了也不理解，理解了也不照做。佛家弟子入门不是滔滔不绝的灌输知识，而是做善修福，把业障减弱，让善根变壮，才能开始灌输知识，提高吸收百分百。这些佛家的“技术”很真实很真诚，先人不欺后辈。

理论上能评点先贤的人一定是更懂先人阐述的内容，视野更高，业障更少。不过蔡尚思先生，似乎都不能理解这种思想，如鱼评鸟，有失偏颇。每个人都必然有思维定势和盲点，各人有各人的道，戒定慧是向前走的资粮，没有什么固定不能突破的眼界和意识，只有不肯努力的人。人间多姿多彩，通天道一直在那里，佛陀老庄古圣先贤可以走上去，我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火把牵引上行。

贺慧鹏：哈哈，这不就是古文中的通假字嘛，当年上学的时候最痛恨这种东西了，好好说话不行，非得整这些幺蛾子。说到底还是古汉语的含义太丰富了，或者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引申的含义太多了，这时如果不是“观其大略”，对于经典所处的环境有一个整体认识，只是专研一字一句，就很容易解读过度。况且还有政治的需要，还有人的理解不同，那经典的解读就更是千差万别了。

亚当：怎么感觉今天的内容似乎以前听过呢？

过度解读好像是我们从小就一直在学习的技能吧。各种阅读理解都在试图让我们通过文字分析作者的心境，乃至通过各种背景知识以及作者的生活经历去理解某句乃至某字的深刻含义。 归根结底肯定也是为了某种目的服务吧。 古时的“咬文嚼字”是要顺应统治者的要求，今天的“咬文嚼字”大概是在满足一种需要，无论是考试还是别的什么。

似乎做英语阅读理解的时候就很少遇到这样的状况，通常都是理解制作要表达的准确意思即可，偶尔需要逻辑推理也是非常有条理的。

看来英语阅读做得快，语文阅读做不好真的是情有可原…

熊逸(作者) 回复：答复万老师那篇。我不是说剧透一些后面内容的吗？

成洁getit：从字面上看，当然是啦，大家都识字。 但，我估计他老人家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肯定能自圆其说，解释出大道理来。 于是我想得跑偏了，我觉得这也怪汉语。语言决定思维，汉语太朦胧了，富有极大的解释空间，大牛们一旦有什么思想成果，就先从已有的典籍中找个瓶子装进去，都可以解释总能凑合装进去，但液体并不是一样的，难免就得改改瓶子。

云之裳：今天又跟神一样的熊老师学了一招！对于一些有思想的好文章，如果时代烙印太鲜明、个人情绪太浓烈的话，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抵触情绪，然后再把文章“字里行间的情绪撇开”，最后再“打个折扣”来理解，就会发现精髓实质——“抓住痛脚”啦！

云之裳：一不留神熊粉过5万了！😺 祝贺熊老师！欢迎熊同学！👏👏👏

其乐融融：先生今天总结的“古汉语是第一流的诗歌语言，但不适合哲学思辨”令人茅塞顿开，现代汉语融入了很多“翻译腔”元素。是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表达的工具，思想逐渐发展深邃，语言也得并驾齐驱，否则就会成为制约和瓶颈。

得到用户：古人誊抄书籍，总会抄写错误，造成所谓的“通假字”，所以朱熹把“亲”说成是“新”也不能完全说是故意修改古人文献，毕竟谁也不知道《大学》传到宋代，有没有誊抄有误的现象。

Tiger：传统（古）儒学深知“朦胧美”，但后人总想看的更清楚一些更透彻一点，朱熹也是人，也有此人性不足为奇。朦胧美也是中庸之道，看得太清显得无礼还会让自己陷入“无理”，没人傻，要是我，我也不例外。

海云毫光：为什么中国的语言如此朦胧，或者说为什么英语如此精确？ 也许对于依靠土地活着的人，刮风下雨都是大事，如果遇上天灾人祸，离开自己的土地，那就是天大的事，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以当遇到某些事情时就显得格外脆弱。 对于英国那个小岛上的居民来说，刮风下雨只会让他们拉好帆，握好桨，你没有时间去感叹命运的无常，因为下一刻也许你就不会再有命运。 在此环境下，中国人一方面对熟悉的地方产生深刻感受，另一方面对于颠沛流离之苦有着深深地恐惧。语言所描述的大多是自身感受，因为外界的东西无非几亩地几间房再加几个牲口。 英伦小岛上则恰恰相反，每天面朝那变化莫测的大海，人们要做的是知道他每时每刻的脾气，而无所谓害怕，再加上需要商业交换，总要把话说的明明白白才好。 瞎猜胡侃，仅供一乐😉

俊凯：不算，因为第一古汉语字与字之间有通假现象，也有可能在朱熹前，经文的传抄过程中，将新误为亲。朱熹只是恢复原貌。第二，《大学》里还引用尚书说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不就跟新民对上了吗？第三，我们来看看儒家的礼制思想，强调的是差等，各等次的群体负对应的义务。不搞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民从字形来说就是被刺瞎了一只眼的人，那就是战俘或奴隶一级的人。民的音同冥，冥就是给一张大的布盖住，隔绝了光芒。民思想蒙昧，那就当然要新民。

钱锋：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些搞语言学修辞学的人研究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但是我却越来越理解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我们表述事物的一个工具。这个表述不只是让别人明白我们是怎么想的，也可以让我们加深对自己所想的东西的一个认识。 就像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是钉子一样。如果使用了一种语言，习惯了之后，那么那个语言就会反向影响我们的思考。这应该也是一种相互驯化的过程。 李笑来说如果某一个民族语言中没有一个概念，那么他们就会缺乏对这个概念的想象力。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事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古汉语之所以适合作诗，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模糊太笼统，能表示太多的含义，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它表述的是一个主体的架构，在架构之外的细节上可以有心术的人自己来进行脑补。这个脑补的过程应该就是那种体验诗歌美好的一种过程。当语言过于强调细节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形容这种整体架构的功能了。那么人们在听述的时候也就失去了脑补的这个过程就体现不出这种美。 前一种语言会使人自动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补充细节。后一种语言，却让人自动的去追寻细节的具体含义。两种语言本身的这种差异决定了使用语言的人，他们对待同一件事物使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语言真的很奇妙，但语言好像也真的挺可怕。

风雨潇潇：从朱熹的角度，他应该不会认为自己在改字解经。朱熹对《大学》做了朱熹式的解剖和解读，就像今天文章中讲的“明明德”，他就有自己的理解和剖析。朱熹的哲学不如希腊哲学家的思辨那么精确，逻辑性也远远不如，但他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大学》中的起首几句，朱熹对它们的解读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明明德”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人应该达到除旧换新的境界，这样的人应该叫做“新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统治者应该亲厚爱仁。有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朱熹之学才当得一个“理”字。

得到用户：熊老师你好 我挺了这么久的您这个专栏 还是稍微有点不太懂 我这知识储备和领悟能力真的是有限 现在真的有点不知道该从哪学起了 不知道对于我这种知识储备低 又想学些知识的 读哪种书比较容易些😔

熊逸(作者) 回复：哦，我觉得我讲的就算是很深入浅出了，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容易的了 ( ˇˍˇ )

窃书不算偷：我觉得朱熹以“新民”来解释“亲民”未尝不可。 首先，中国自古书厄不断，比如在始皇焚书后，众儒生只得口传心授而不敢传抄典籍，那么文字上出现一些讹误，怕也在所难免。 其次，古时“親”、“新”二字相通，或许原作者的本意就是以“親”代“新”。 最后，从《大学》的文章结构来看，如果朱熹的经传二分论成立，那么《大学》第二章《释“亲民”》就应该是成立的。——毕竟你找不出其他与“亲民”相关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