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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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

（1）大学和行会

昨天的最后，请你发挥想象：当大学老师想要出城的时候，必须向学生交一笔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这是一笔押金，为的是怕老师偷偷溜掉、一去不返。

老师们没有一点师道尊严。本质上说，他们是被学生们凑钱雇来的长工，学费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学生们既然交了学费，也就是说，为一件商品付了钱，当然有理由要求这件商品保质保量。所以大学的校规是学生们定的——这很公道，谁出钱谁定规矩——学生们对老师有很多约束，比如要求老师未经请假不得缺席，学生太少的老师要被开除，上课铃一响必须开始讲课，下课铃响起后的一分钟之内必须下课，讲解的时候不允许遗漏课本里的任何一个章节，不允许把任何一个难点拖到一堂课的最后讲……

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逆天，但仔细一想，虽然太没人情味，但这不正是现代社会总在强调的契约精神么？契约里边没有称兄道弟的亲情润滑剂，只有冷冰冰的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先小人、后君子”的约定。

学生行会太强势，教师们不堪忍受，怎么办？当然还是老办法，组织一个教师行会来对抗学生行会。如果教师的势力更大，也可以形成以教师行会为主导的大学，比博洛尼亚大学晚诞生五十年的巴黎大学就是这样的。

大学的规模起来了，政府要干涉，怎么办？又是老办法，学生和老师联手，成为更大的集体，一起向政府争权利。所以一些传统大学甚至有专门的校警，如果有学生和当地人起了纠纷，甚至有了死伤，学生必须交由校方处置，当地政府无权干涉。

我们看剑桥大学的历史：剑桥大学坐落在剑桥镇上，镇上的警察无权管辖校方人员，但校警有权逮捕镇上的居民。这种特权源远流长，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和建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至今都保留着独立警力。

我们看到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有人会大惑不解，有人会义愤填膺，有人会联想到晚清的租界区。如果你想到了租界区，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正确的思路。清政府当然不愿意划出租界区，但没办法，洋人势力大，拗不过。同样，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政府的势力都很有限，有限到连司法权和执法权都不是独占的。如果发生了刑事案件，不会像今天一样有警察大批出动，而是要靠受害者本人或家属亲自到裁判所申诉。这还不算什么，等裁判所做出判决，更大的麻烦就来了：没有警力去逮捕嫌犯，受害者必须代替警察亲力亲为，甚至有时候连行刑都缺人手，需要受害者以公权力之名亲手处决犯人。

如果有人被杀，死者的近亲有报仇的义务。中国儒家也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我在《春秋大义》这本书里详细讲过相关案例。如果死者无亲无故，他所在的组织，比如某个行会，就会指定某个人负责报复。

当我们看回13世纪，在1260年，剑桥镇的居民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冲突，结果16名镇上的居民被绞刑处决，28名行凶的学生却平安脱罪。吊诡的是，当初牛津镇和牛津大学也起过这样一场冲突，镇政府以强奸的罪名绞死了两名无辜的学者，但“无辜”不是重点，重点是，镇政府无权制裁校方人员——牛津大学受教堂管理，该由教堂依照宗教法来做审判才对。

大学和教会的关系也是由来已久的，因为早期大学没有自己的校舍，要租借私人会所和教堂，教师还要像神甫一样保持独身。话说回来，一大批深受侮辱的牛津师生联合起来，对镇政府“用脚投票”，走了，其中一支主力部队在1209年来到剑桥，从此就有了剑桥大学。

（2）“决不为国王或国家战斗”

我书房里有一幅装饰画——当然是印刷品——是2000年剑桥大学发行的限量纪念版，罗伯特·伐伦画的《1863年的毕业典礼》，画外标明“1350-2000，校庆650周年”。但我们对照一下上文提到的时间，就会发现有一百多年的出入，这是因为剑桥大学在1350年才有了自己的正规校舍，所以剑桥大学把这个时间当做建校的开始。而到了2009年，剑桥大学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把时间追溯到了牛津师生来到剑桥的1209年。这样的话，它就跻身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列，排行第八。

这件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学是如何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萌生的事物，不像自上而下的建设，领导剪彩的那天就成为有案可查的准确开端。

话说回来，自下而上地形成组织，争取特权，这种事情还会在大学的各个层面上发生，比如大学内部的各个学院，它们也要争取独立的法律地位，要和大学平起平坐。再比如两个著名的学生辩论社团：剑桥联合会和牛津联合会，经常组织活动，公开辩论国家大事，连BBC都会全国转播。在他们那里，诸如“决不为国王或国家战斗”这种议题非但可以通过，竟然还可以赢得多数票的赞同。

我讲这些内容，其实另有一个缘故：我最近的一本书《王阳明：一切心法》，后记里边简单讲了讲“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老而又老的话题，我的结论是：“明朝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蒂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更不是什么萌芽。当我们看到蝉在蜕皮的时候，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是的，在我看来，“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虽然这很违反常识，但是，我们不妨看看今天，市场经济发达到这种程度，岂不是远远超过明朝，但显然不可能成长为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土壤都和东方世界大相径庭，从政治到伦理，连逻辑公设都是相反的。

只看一个眼前的例子。我们说“中国梦”，不需要解释，大家天然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而在西方红极一时的“美国梦”，却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追求并实现的自己的梦想。两个概念，语法结构是一样的，但涵义截然不同，这就是东西方的不同传统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表象是市场经济，但本质是自发秩序。今天一些大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渐远离这个本质，但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等讲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时候再说。今后还有一些内容会涉及资本主义的成型，这些问题以后可以慢慢来讲。

（3）逻辑学的影响

最后还想谈谈中世纪大学教些什么。

他们虽然不教“天理”这种高大上的知识，但也像中国分出“四书五经”一样分出“三科”和“四艺”。“三科”是基础性的，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稍微高深一点，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一共七门课，合称“文科七艺”。

大学既然是被学生主导的，那么哪些学科更“有钱途”，学生们就更愿意学，尤其是很多穷学生，一心想靠知识改变命运。今天我们也在讨论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对策可以集思广益，但学科内容到底怎么调整，这完全要看领导怎么做主。而中世纪的大学更像自由市场，学生对社会需求高度敏感，教师又对学生的需求高度敏感，于是整个教育走向自动紧跟社会潮流。哈耶克讲的“自发秩序”，无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大学确实很像行会，学生们没有多少崇高追求，只为了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而已。

在贸易兴起的时候，算术和法律就变成了热门。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以法学著称的。还有一门学科被高度重视，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就是逻辑学。逻辑学耗时耗力，学下来需要很多年，巴黎大学的逻辑课要求学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当时的逻辑学就像今天的基础学科一样，不管你以后要专攻医学、法学还是神学，如果打不好逻辑学的底子，一切都是白搭。

我第一次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以前看西方著作，总是不理解那些书名为什么两极分化。小说题目一般只是主人公的人名，比如《奥利弗·特维斯特》，中国人看不惯，要翻译成《雾都孤儿》。后来才知道这是《荷马史诗》的标题传统，《伊利亚特》、《奥德赛》就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西方论说性的著作，题目极其繁琐。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人取的题目，比如《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问》，然后我们再看西方的书名：《国富论》，好像言简意赅，但这是中译本的简化，人家原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再比如《乌托邦》，这同样是中国式的简化，原名有点可怕，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再看《物种起源》，原名更吓人，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种群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这是我从英文书名直译过来的，如果采取“信、达、雅”的标准，就必须断句，再重新组织语言。还好原书会把“物种起源”几个字印成大号、加粗，算是对读者最大限度的体谅了。

这就是高度重视逻辑学的后遗症，从中看得出，他们为了精准的表达、规范的描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种语言的麻烦当然就是累赘，而优势也很明显，就是准确，并且便于交流。

（4）尾声

中国也有过逻辑课，不过都是在佛教寺院里，是来自印度的因明学。佛教僧侣经常需要辩论佛经义理，这就需要大家都遵守一致的逻辑规范，否则很容易鸡同鸭讲。但中国人不很重视这个，古汉语又确实不适合逻辑思辨，所以因明学也没有发展很久。

中国人不大讲究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语言的制约。所以金岳霖当年提出“逻辑救国”这个口号，倒也不算荒唐。金岳霖的著作，以缜密的逻辑逐层推导中国传统哲学那些“无极而太极”的模糊概念，是一项难能可贵但费力不讨好的事业，所以他的学术远不如他和林徽因的关系那样脍炙人口。

这回我又说多了。总是拖堂，这不好。如果在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我没能在下课铃响起的一分钟之内把内容讲完，你就该拿出条例惩罚我了。真该庆幸这里是21世纪的“得到”啊。

本来我还很想讲讲巴黎大学，那是仅仅比博洛尼亚大学年轻五十岁的古老大学，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爱情传奇就发生在那里，他们的一些诗歌匿名收录进了《布兰诗歌》——那是中世纪的《诗经》，被卡尔·奥尔夫用第一流的音乐再现，成为我最钟爱的声乐套曲。但是，借用玄学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诗句：“但我总是听到，背后隆隆逼近的时间的战车”，我们毕竟没有“足够的世界和足够的时间”，假如有的话，我这个书单里的很多书籍，我都愿意讲上一年半载的。

我真的很想做个“时间的敌人”而不是“时间的朋友”，但没办法，你一定不许我这样。如果订阅我这个专栏的人太少，就像中世纪大学里边某个教师的学生太少，教师就不得不下岗。“得到”这个平台，其实正是中世纪大学的翻版。我会嫉妒那些比我更受欢迎的教师，就像巴黎大学的教师们嫉妒头顶光环、口若悬河的阿伯拉尔一样。

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故事，还有《布兰诗歌》，就等我讲到卢梭《新爱洛依丝》的时候再讲吧。

今日得到

那么，告一段落，该是我们回顾今天知识要点的时候了：

在中世纪的雏形大学里，学生主导着一切，博洛尼亚大学就是典型。
教师为了和学生抗衡，也组织起自己的行会，巴黎大学就是典型。
中世纪大学有着深刻的自治传统，即便是大学内部的学院，也一直在争取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不愿被大学管辖。
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主要是“文科七艺”，“七艺”又分为“三科”和“四艺”，“三科”是基础性的，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稍微高深一点，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实用主义主导着中世纪的大学课程，这不是贵族传统发挥作用的地方。
中世纪大学对逻辑学的高度重视，导致了西方学术重视严谨性和可交流性的传统。

就到这里吧，下周再见！

这些书值得读

朱熹《大学章句》。这个书很少见到单行本，一般收录在《四书章句集注》里。真正在元、明、清三代造成长久影响的，不是“四书”，而是《四书章句集注》。虽然读原典总是必要的，但只读原典往往不够，非常不够。

[美]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这是一本小册子，很好读，给我们展现了中世纪的另外一面，让我们看到现代大学的雏形如何在当时萌生、发展。

[英]柯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作者在剑桥生活了二十多年，是当地知名的蓝牌导游。这本书内容详实，考据精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概念中的导游的写作水准。书里很有一些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英语里的“文具”为什么叫stationery，从构词法来看不能理解，其实这个词来自剑桥：“剑桥大学授权书商在‘固定位置’卖书，最初在教堂内或教堂南北两侧墙外，他们属于少有的固定摊贩，比那些流动商贩有优越感。拉丁文‘stationarius’曾经指拥有固定场所的商人，但书商把这个词据为己有。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会叫做‘Stationers’，最终又衍生了‘stationery’（文具）一词，字母‘e’是原拼写在18世纪的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