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 奢侈的死刑：为什么要用十几名士兵枪决一名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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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 奢侈的死刑：为什么要用十几名士兵枪决一名人犯？

今日要点

在马克思的时代，反资本主义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除了社会主义者之外，还有一支势力强劲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虽然是一本阐发无政府主义要义的斗争手册，但写作方式很有学者的严谨，研究与探讨的成分远高于政治宣传。
《互助论》的立论基础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克鲁泡特金完全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反面。
在蒙昧时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则并不出于凶残，反而出于节制。我们之所以觉得凶残，只因为戴了一副文明世界的眼镜。
个人主义，或者说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而在原始部落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和部落的生活看作是一致的。

接下来是今天的正文。

（1）作为反面教材的《互助论》

这是一本很冷门的书，今天知道它的人并不太多。而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它的人，大多也都是从别人对它的批判里才知道它的。

这也难怪，因为《互助论》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经典之作，而无政府主义历来臭名昭著。无论是革命的政府还是反动的政府，谁都不喜欢有人鼓吹“无政府”。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译本序言里再三叮嘱读者：“在这本书里，克鲁泡特金以伪科学的方法来宣扬无权威、无政府、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克鲁泡特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过资产阶级用伪科学装扮起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历史观和社会观上，克鲁泡特金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其在历史科学上是一窍不通的”，“克鲁泡特金自己是一个庸俗进化论者，社会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序言的最后，译者审慎地总结说：“今天商务印书馆重新翻译、出版这本《互助论》，是为了提供一本反面教材，作为研究、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之用。”序言落款是1963年2月。

这些话让我想到一些同学给我的留言，说我讲的内容“没用”，“不是好道理”。必须承认，前人的很多道理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还有一些非但落后，更是赤裸裸的“坏道理”，比如我在第7周讲过的教女人自杀为未婚夫殉节的道理。我还讲过《女巫之锤》，这是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的第一本经典畅销书，但我显然不是要教大家怎样从身边的女人当中辨识女巫。“经典”和“正确”没有必然关联，“经典”和“有用”、“好道理”也没有必然关联。商务印书馆能在1960年代翻译出版《互助论》这样一部“经典大毒草”，这等见识真令人钦佩。时隔半个世纪的今天，当我们以新时代的心态重读克鲁泡特金这个“伪科学者”、“庸俗进化论者”的各种荒腔走板的歪理邪说，也许会发现这本“反面教材”竟然很有一些让人着迷、并且启发人思考的地方。

隔壁薛老师有一期讲“公地悲剧”，提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1933-2012）因为推翻了“公地一定会产生悲剧”这个经济学界的普遍误解，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薛老师说，这样的思想，早在1974年，张五常的《一种价格管制的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就已经讲得十分清楚，显然诺奖忽略了张五常的原创性贡献。

如果这样追溯起来的话，当你看过《互助论》，就会发现被诺奖忽略的原创性贡献至少可以追溯这部1902年出版的老书。《互助论》从动物界的自发性互助秩序开始论述，接连论述人类各个文明阶段里的自发互助，得出的结论比张五常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更加极致——政府根本没必要存在。

（2）克鲁泡特金，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的人

1842年，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贵族教育，成年以后顺理成章地担任公职。职务之便使他四处游历，掌握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在退职之后加入地理协会，成为一名很有声望的地理学家。

1872年，克鲁泡特金年方而立，在去瑞士旅行途中接触了革命思想。革命思想总能使人洗心革面，克鲁泡特金从此便从贵族变身为革命者，加入了著名的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全称是国际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担任领袖。这是我们中学历史课本都会讲到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当时的革命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词。然而事实上，第一国际并不是铁板一块，大家虽然都想推翻资本主义，但到底用什么方式推翻，推翻之后又该怎么建设，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并不统一。当时能够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的有一个以巴枯宁为首的巴枯宁派，整天宣扬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和他的名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是我今后会讲到的书，现在先按下不表，把焦点集中在克鲁泡特金身上。

克鲁泡特金对巴枯宁派一见倾心，然后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回到俄国。

真诚的革命者首先都是真诚的革命家，没耐心守在书斋里边钻研理论。克鲁泡特金也不例外，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人民运动的洪流，当然，也就毫无悬念地成为沙皇政府的通缉犯。

1874年，32岁的克鲁泡特金被捕入狱，两年后成功越狱，逃亡国外。革命者当然不会平静度过流亡生涯的，于是在1882年，40岁的克鲁泡特金因为组织恐怖活动被法国政府逮捕，在牢房里坐满了5年的刑期，获释之后移居伦敦。痛定思痛之下，他终于从一个活跃的革命家变成了一个活跃的革命理论家，《互助论》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革命家谈理论，最常见的缺点就是入世情怀太重，压倒了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但克鲁泡特金是个例外，从论据的选取到逻辑推理的层层深入，完全不失一名学者应有的姿态。现在，在我们进入《互助论》的内容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留下的思考题：我们经常在西方电影里看到枪决犯人的场面，犯人被蒙着眼睛，靠墙站着，大约十几米之外，十几名士兵站成一排，举枪射击。为什么杀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要耗费这么多的人力和子弹呢？

（3）浪费子弹为何是必要的

答案的第一层是：这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看《圣经》，《旧约》部分常有一群人用石头砸死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行刑队枪决人犯，只不过是把石头换成了枪。《新约》有一则很著名的故事，说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大家，忽然有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女人。他们指着那女人对耶稣说：“先生，这女人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过，对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你是什么意见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给耶稣设了一个圈套。耶稣如果说“那就按照摩西律法来办吧”，这就违反了罗马法，因为他们生活在罗马占领区里，只有罗马人才有权判人死刑。但耶稣如果说“放了那女人”，那就明显违背了摩西律法，纵容通奸。

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耶稣的做法是弯下身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找茬的人不断地问他，他终于站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女人。”说完之后，耶稣继续弯下身来在地上写字，而那些来势汹汹的人，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个都离开了。（《约翰福音》8：1~8：11）

我当然不是要借这个故事来讲神学，那是我以后要专门讲的。我只想请你留意当时执行死刑的传统方式：就像群殴一样，一阵乱石把人砸死。我最早知道这种风俗的时候，只是感到恐怖，认为这是一种虐杀的方式，是为了让死者多受罪。但是，《互助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这种风俗的起因，是在执行死刑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充当刽子手，这就是问题的第二层解释。克鲁泡特金这样论述蒙昧部落里血债血偿的风俗：

「所有蒙昧人都认为血仇必须要用血来还。如果有谁被杀了，凶手必须偿命；如果有谁受伤了，伤人者也必须流血。这个规则是没有例外的，甚至对动物也是一样。如果打猎的人使动物流了血，他回到村子时也要流他的血。这是蒙昧人的公正观念，现在在西欧仍是按这个观念来处理凶手的。如果加害者或被害者属于同一部落，那么，就由这个部落和被害者来解决这件事情。（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在对这段话的注释里，克鲁泡特金引述了两位学者的见解：

「需要谈到的是，在执行死刑时，谁也不愿意充当刽子手。每一个人都扔石头去打，或者用斧子去砍，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击中要害。在较后一个时期，由僧侣用一把圣刀来刺死牺牲者。再以后，是由国王执行死刑，直到文化发达而发明了绞刑吏。参见巴士顿《历史上的人类》第三卷《血仇》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尼斯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军队中执行死刑的时候还存在着这种部落习惯的残余。在十九世纪中叶，习惯的做法是命令十二个士兵出来，十一人拿实弹的枪，一个人拿空弹的枪，一齐向被判死刑的人射击。由于这十二个士兵都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拿的是实弹的枪，所以每个人都不以为自己是刽子手，以此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

我们还有必要看一看克鲁泡特金进一步的推论：

「如果加害者或被害者属于同一部落，那么，就由这个部落和被害者来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伤人者属于另外一个部落，而那个部落因为这种或那种理由拒绝赔偿时，被害者的部落便要决心由自己来报复。原始人是那样把每个人的行为都看作是部落的事务，是根据部落的意思做的，所以，他们往往认为氏族应该对每一个人的行为负责。因此，他们可以向加害者的氏族或亲族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正当的报复。然而，报复往往超过了罪犯的行为，这是常有的事情。他们本来是想打伤那个罪犯的，但很可能就把他打死了，或者打伤的程度比他们所预想的要重，这样就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仇斗。因此，原始时代的立法者们慎重地把报复行为限制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做法。」

引述完毕。从这段话来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非出于凶残，反而出于节制。我们之所以觉得凶残，只因为戴了一副文明世界的眼镜。

另一个要点是：个人主义，或者说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而在原始部落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和部落的生活看作是一致的。谁也不愿意亲手杀死自己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同胞——他们是真正意义上沾亲带故的同胞，而不是我们今天基于国家观念的、被做了引申发挥的“同胞”。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很容易理解《旧约》一类的古代典籍——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犯罪，凭什么全人类都要为此承担原罪；上帝为了惩罚埃及法老，为什么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的头生子；耶利哥之战中，亚干一个人违背了上帝的谕令，为什么全部以色列人都要受罚；而当他们查明亚干才是罪魁祸首的时候，为什么一口气打死了亚干全家……

在先民的意识里，个人主义情怀欠缺到匪夷所思的境地。可是，这些蒙昧的人，生活资源如此有限，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应该巴不得抢口粮的人少一点才好，却为什么会对除掉“竞争对手”有着这样大的心理障碍呢？即便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社会里，在职场上某些利益丰厚的地方，我们见惯了各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如果候选人有10个，而肥缺只有1个，大家不但会削尖脑袋去钻营，还会使出浑身解数去挤掉竞争者。如果杀人不犯法，天知道会发生多少命案。在这种局面里，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霍布斯的话：“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但克鲁泡特金摇了摇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是的，克鲁泡特金是霍布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而他用以战斗的武器，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话貌似荒唐，仿佛在说有人拿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资本主义辩护一样。这也难怪，进化论的核心原理只有8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竞争的意义如此强调，以至于激起了许多道德家的不满。我们中国人看晚清以来的历史，总结出一句深入人心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说，无论你是好是坏，无论你有没有得罪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落后就是你注定要挨打的核心理由，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说辞都是借口，道德只是利益的伪装。众暴寡、强凌弱，都是自然规律，不会因为我们的厌憎而消失。

如果我们真的不喜欢欺负人，真的仅仅爱好和平，强化武力只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的防御而已。但是，什么才是最好的防守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4）没有任何借口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很精彩地为我们描写了古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场战争。其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雅典当时已经战胜了波斯，成为希腊世界一呼百应的盟主，弥罗斯则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人口主要是来自斯巴达的移民。弥罗斯人和其他岛民一样，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起初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保持中立，后来因为遭受雅典的欺凌，才公开成为雅典的敌人。

雅典于是发动了强大的远征军，但在动武之前先派出使者和弥罗斯人交涉。这完全不是“狼和小羊”式的对话，雅典使者非常坦白地说，我们不必编什么理由，谎称你们损害了我们的利益，你们也不需要申诉自己的无辜，大家直接谈谈实际问题就好，“因为你们和我们一样，大家都知道，经历丰富的人谈起这些问题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雅典使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征服弥罗斯是势所必然的，否则便会影响雅典帝国的稳定。因为弥罗斯如果保持中立而雅典竟然不加以制裁的话，其他城邦就会认为雅典软弱，而那些本来就对雅典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更会因此而受到鼓舞，“这些人民可能轻举妄动，使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入很明显的危险之中”。

任凭雅典使者如何晓以利害，但谈判还是破裂了，最后，雅典远征军围攻弥罗斯。修昔底德如此记载说：“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500移民移居在那里。”

如果我们以弱肉强食的标准来看，弥罗斯人纯属不识时务。显然仅仅落后并不至于挨打，落后还不服软才会挨打。

雅典使者的论调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解释了什么叫“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而他们的顾虑的确有着充足的心理学依据。现代心理学关于“从众”现象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只要善于利用从众心理，那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正是集权政府常常在做的工作。而最能够动摇这种从众的稳定局面的，莫过于个别强硬的少数派的出现。这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星星之火”必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是一种古老的政治智慧。我们还可以参看古代史家李维的经典名著《罗马史》对“荣耀者塔昆”的一段记载。公元前6世纪，卢西乌斯•塔昆尼乌斯•苏佩布斯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僭取了罗马王位，成为罗马王政时代的第7位国王，人称“荣耀者塔昆”。他的儿子塞克特斯征服了一座敌对的城市，派信使返回罗马给父王报信，说自己已经控制了大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才能够稳定局面。当信使来报的时候，塔昆正在花园里休息，他听着信使的汇报，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忽然举起一根棍子向罂粟花丛横扫过去，将几株最高的罂粟花的花冠扫落，然后自顾自地走了。无奈之下，信使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去向王子交差，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整个经过。王子忽然会心，明白了父亲是要自己将城里素来有声望、有地位的人杀掉，这一来就没人敢生异心了。

19世纪的英国画家塔德玛以细腻还原古罗马风情著称，他有一幅《塔昆尼乌斯•苏佩布斯》，画的就是这个扫落罂粟花的场面。时至今日，英语里还有所谓“高罂粟综合征”（Tall Poppy Syndrome），大略就是中国古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两千多年前那位暴君的无言之喻始终不曾过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讲过这个故事，情节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荣耀者塔昆”变成僭主伯利安德，罂粟变成黍穗。亚里士多德有评价说：“这种政策不仅僭主们常常视为有利于国政而加以实施，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也同样应用这些手段。陶片放逐律就是类似的措施，使才德著称的人远离本土，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日渐消失。强邦对于小城或弱族也会施行同样的虐政，雅典人对于塞莫斯岛人、启沃岛人和累斯博岛人的征伐就可举以为例：雅典的霸权一经巩固，它就不顾盟约，而以强暴加于它的盟邦。”

这里所谓僭主，是古希腊历史上常有的称谓，指的是通过政变之类的不正当途径取得政权的人。陶片放逐律是古代雅典的一种特殊政策，大约创制于公元前500年，初衷是为了保护平民政体，生怕有英雄豪杰大权独揽。雅典人如果看谁木秀于林、行出于众，就在公民大会投票表决要不要把他放逐出去。每位公民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投进陶罐，集满六千个陶片就执行放逐令。

这种心态绵延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如此理解国际关系，相信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起邻近强国的忌惮，招致明里暗里的破坏和压制。霍布斯会表示赞同，而本周将要讲到的斯宾塞会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发表异议，说这种旧思路已经跟不上新形势了。

话说回来，古代雅典人当然只有古代思维，此时此刻他们对弥罗斯人所要做的，正是“荣耀者塔昆”对高罂粟花所要做的。于是，雅典人将侵略看作自保的必要手段，由此而使侵略行径戴上了华丽的道德光环。

所以，当弥罗斯人诉诸神祇（qí）的时候，雅典使者表现得非常坦然：“关于神祇的庇佑，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都有神祇的庇佑。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们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所以谈到神祇，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雅典使者一定会对《狼和小羊》的故事嗤之以鼻。我们虽然很容易想象雅典使者是如何的盛气凌人，但很难想象他们在神祇面前居然也可以问心无愧——从对话的上下文来看，他们应该是真心实意的。这番言辞会把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政治哲学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譬如中国儒、道两家都主张为政应当效法天道，这是从对大自然的朴素观察中得来的体悟：日升月落，四时轮转，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不假雕琢，所以人类社会的有序政治应当像天道（自然规律）一样，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在专栏第13周周一的内容里讲到的钱锺书对《老子》哲学的质疑，古代雅典人早已经做过了。

今日思考

雅典使者如果学过进化论的话，词锋一定还会犀利很多。生存竞争就是这样严酷，就是这样血淋淋、赤裸裸的，那么，让我们回到克鲁泡特金，他怎么可以拿进化论当武器来反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呢？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人类应对生存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今日得到

现在，让我们告一段落，回顾一下今天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在马克思的时代，反资本主义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除了社会主义者之外，还有一支势力强劲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虽然是一本阐发无政府主义要义的斗争手册，但写作方式很有学者的严谨，研究与探讨的成分远高于政治宣传。
《互助论》的立论基础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克鲁泡特金完全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反面。
在蒙昧时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则并不出于凶残，反而出于节制。我们之所以觉得凶残，只因为戴了一副文明世界的眼镜。
个人主义，或者说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而在原始部落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和部落的生活看作是一致的。

就到这里吧，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