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鲍曼：大屠杀是因为疯狂吗？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来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的视野从个人扩展到社会和历史，关注思想家对20世纪重大历史现象的思考。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他在2017年刚刚去世。

你可能听说过鲍曼最有名的一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考察分析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这本书在1989年才出版，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相关研究不计其数，这本书又有什么非凡的创见呢？

简单来说，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变态论”和“仇恨论”能解释大屠杀吗？

在此之前，对于如何理解大屠杀，有两种理论最流行。一种可以叫做“变态论”，认为是德国出了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造成了这场暴行。还有一种可以叫做“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着特殊的深仇大恨。

无论是“变态论”还是“仇恨论”，都是把大屠杀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这种解释很容易理解，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变态的是纳粹，遭殃的是犹太人，虽然很让人痛心，但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和正常社会也离得很远。可是，真是如此吗？

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只是给出了一个表面说得通的回答，把问题打发过去了，细究起来，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

首先，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出了一群变态的疯子？难道所有人都变态发疯了吗，因为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只是纳粹党徒，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妻子、对孩子、甚至对狗，也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在私人生活中，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杀人狂。“变态论”是说不通的。

那么仇恨论对不对呢？鲍曼认为，对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并不足以解释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大屠杀。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现象由来已久，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还是友善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犹太人就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大屠杀与理性化

鲍曼认为， 这两种解释的问题都是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实际上，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得大屠杀成为了现实，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理性和理性化。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看法有点不可思议？大屠杀这么漠视生命、这么野蛮，怎么会和理性深刻关联呢？但鲍曼清晰地展示出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 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 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导致逃避责任。 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个微小的步骤。

于是，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每个参与者面前只是一个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运送任务，送完一趟打一个勾。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大屠杀与“园艺文化”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做“园艺文化”。 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

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成为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受害者为什么会合作？

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么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集体的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合作。

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而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 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军官，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给社会装上“刹车”

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 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地说，就是 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impersonal）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问答

下一讲我们要拜访一位女性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她还创造过一个哲学术语，相当流行，但也被误解得很深，你可以猜一猜这位哲学家是谁。我们下一讲再见！

编辑按：第17讲的小加餐，刘擎老师已经发布在知识城邦。

第十四次小加餐，老师给你补充了鲍曼另一本书《个体化社会》中的论述。

鲍曼因为《现代性和大屠杀》这本书而为大众熟知，但刘老师说，鲍曼并不止关注大屠杀，他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社会考察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

除了大屠杀，鲍曼还对现代性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呢？来，→戳这里观看。

划重点

1、鲍曼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潜在可能，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2、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其次，现代的“园艺文化”给大屠杀提供了理念支持。最后，纳粹利用了受害者的理性计算心理，依靠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3、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热门留言

熊逸：我不太赞同鲍曼的观点。在我看来，他实在解读过深了。 大屠杀的起因，只是一个管理学上的技术问题：要想提高凝聚力，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渲染一个魔鬼，或者说一个国民公敌。 在纳粹德国，犹太人被强制性地赋予了这个角色身份，仅此而已。 从技术上讲，大屠杀并不很难。蒙元时代，一个蒙古骑兵就可以轻松屠杀一个村镇的人口。那么久远的事情，和理性或者平庸之恶显然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少数人制服多数人，这在管理技术上从来不是难事，所以才有所谓“高大罂粟花综合征”这种典故，杀一即可儆百。 纳粹屠杀犹太人，我印象中也并没有被拆分成很多工序。忘记是哪一本书了，描写屠杀过程，犹太人被迫全裸走入毒气室，纳粹官兵对经过眼前的裸体女性评头论足。这分明是眼睁睁看着鲜活的生命去死，并不是简单地在文件上盖几个图章而已。 那些纳粹官兵，往往并不是采取“服从是军人的天职”这种态度，而是和所有的纳粹一起，同仇敌忾，除恶务尽，正义感爆棚。 正义，才是最可怕的杀器。

张丹心：“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鲍曼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看作是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核心论点。 现代性造成了大屠杀，因而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纳粹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使得主流人群处于道德冷漠、犹太人处于自我保全状态，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个体，丧失了道德选择能力，让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大屠杀的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首先，大屠杀不是现代性偶然遇到的某个事件，也不是现代性发展到某个阶段要克服的困难。大屠杀是现代性逻辑中的一环，它不是现代性遭遇了什么，而是现代性本身。 其次，大屠杀的危机藏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普遍性的因素中，而不是某个特殊文明的特殊产物，不是某些文明就可以获得豁免的。 第三，作为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新一代，并不是简单的去纪念馆凭吊，怀古心伤就可以。而是要时刻警惕大屠杀危机的重演，通过认识大屠杀进而认识现代性，去改善和推进人的生存境遇。

绎心：几年前刚接触鲍曼的理论时确实感觉惊世骇俗。我的分析是，人是情境动物，在具体情境下做出对自己有利选择的能力，是蕴藏在基因里的强大生存优势。而如何做出有利的选择呢？最简单省力的方法就是遵守地位高者的命令（对安全感的需求），或者和其他人行动保持一致（能活下来总有原因，照做就是了）。在强大基因的驱使下，类似生产流水线或官僚体系这样的方式特别容易异化人类，效率越高越容易。这是我对鲍曼理论的解读。

最后说个自己的小故事。我是生物学博士毕业，实验过程中需要牺牲一些小鼠。我当年看到鲍曼的理论时其实就反思过自己。我在实验室杀小鼠时，是完全感受不到罪恶感和道德不适的，但平时我其实对于杀动物，心理上是有一定程度的不适的。这就是实验室对于我的规训吧。所以，到底什么才叫“人”，真的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道：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恭喜你第一个答对了呀~

密涅瓦之鹰：鲍曼谈到的问题至今也并未离我们远去，我最警惕和担忧的是类似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武器化的后果。法国哲学家沙马尤的《无人机理论》里提到过无人机这种现代技术深刻改变了战争，战争的残酷性得到消解，消灭目标好比打一场电子游戏。作战人员只需要坐在频幕后，手握操纵杆，锁定目标，消灭目标，连直面敌人的机会都没有了，人性的坚守又能指望吗？原本战斗中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根本不需要，也不会对执行者造成任何精神创伤，操纵作战人员可以无缝衔接在生活里，也许刚刚置人死地，晚餐回家和孩子们坐在桌前愉快的进餐…每每想到这些内心还是很震惊，也经常看到时政新闻里这种无人机行动造成的误伤，有时候也在幻想制造这些血案者内心作何感想？也许没有任何感想吧…… 我很好奇，语言的改造和建构在这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个现代性造成的现象吗？比如，最终解决这类话语以及自然灾害中罹难者的数据，即便这些背后意味着鲜活的生命，也很难激起人的情感共鸣和恻隐之心。这种带有工业化气质的语言（请允许我这么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大大消解了罪恶感，也天然在心中和他人拉开了距离，有时候想想要做到鲍曼让我们坚持的道义也挺难的，技术帮我们来开了空间距离，现代语言又来开心理距离。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精确把把死亡这件事变换出眼花缭乱的说法，而我们的直接情感共鸣却跟不上这种语言以及技术的飞快迭代，脑子里情感反馈机制还停留在现代之前，令人嗟叹。当然我不是个技术悲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些问题能被讨论，一定就会有解决的办法，终究也还是会如柏林所言由另一种思想消解这一切。

陈C：这一讲说鲍曼，开始接触到二十世纪最恐怖的事件之一，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想起来以前看《兄弟连》的时候，后期有一段剧情：盟军进入德国领土，德国民众特别是军官家属对他们表示出明显的厌恶。当美军将本地人带往集中营时，能看到他们也会对眼前的惨状感到震惊，也会为自己之前的言行感到羞愧——他们也是人，仍然有感情。

可以肯定的是，战犯当中的确有穷凶极恶之人，但说所有人同样凶残、同样带有仇恨显然是有违事实的。在这场人祸里，每个参与者都只是“尽了自己的分内之事”，他们也接触不到真实的现场。然而也正是这种“尽职尽责”，以及现代社会普通人与事实之间的隔绝性，使人有意无意间被“机器化”，成为杀戮机器上的一个无感情的零件。每个尽职的“零件”都只是普通人，但这些并不愚蠢却毫无思想的人们组合到一起，却干尽了极恶之事。

避免类似的灾难重演，实际上就是避免人的“机器化”。鲍曼说要坚守不可让步的道德感，并时刻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但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仅仅保持道德感仍然不够。一条新闻传出，全网抨击，然而没过几天新的细节出现，舆论瞬间反转，全员抨击另一侧，全然不顾自己刚刚被“打脸”，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里，仅仅保持道德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的道德感还会被某些人所利用；我们需要的是独立思考，是思想。

阿虫：关于N号房间

宣称正义者却是违背正义者的傀儡；你所爱慕者因你的爱慕而受到伤害——肉体可以被爱慕，便有价值被消费，便甚至于被牺牲。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恶行是恶行，一群人的恶行竟成了辩护。人这种生物，真是有一种骨子里的残忍。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仅仅是个人的残忍吗？”实际上，有一些东西比人还要残忍，那是一种“非人”的体验。

当一个人坐在屏幕前，大概率不会想到屏幕后面是一个被虐待的生命，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这体验或许比限制级的电影更为刺激，但一切仅此而已，因为“人”的概念在这里被剥除了。虽然他们看到了一个受虐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和一个鲜活的生命之间却有着遥远的距离。他们像操纵无人机去轰炸村庄的士兵，现场的哀嚎不能让他们动容。

所以，我是在为他们开脱吗？当然不是！伤害别人者，理应被惩罚！但问题是：仅惩罚个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促使我想到这一点的，是齐格蒙特·鲍曼写到的大屠杀。鲍曼声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高效而完整的流程，对受害者心理的精心计算，个人道德责任感的缺失。这一切似乎在N号房间中也存在：高学历的策划者、缜密的组织、对观者心理的揣摩，对受害者心理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号房间和奥斯维辛是相似的：那个在屏幕后面敲击键盘付费的手，在一个世纪前也按下了毒气室释放毒气的按钮；那颗因房间内会员众多而放宽的心，在一个世纪前也安慰自己：“你只是在服从命令。”后人哀后人，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鲍曼回应说：“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是啊！不忘记面前的是一个人！但是，不忘记面前的是一个人，就可以保证不再作恶了吗？这一切谁敢保证？谁又有资格保证？

刘擎(作者) 回复：我想，“不要忘记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并不是一切的解决办法，但它可能是“第一步”或者“前提”。（来自编辑）

成洁getit：学习论语时对“君子不器”格外在意，当然它有更权威的解释，我却更愿意用网络语言解释为一句警句：生而为人，不要把自己活成工具。也许在日常生活茶米油盐中不太容易发觉，但在读书和思考时就特别值得警惕。特别是略微懂得了一些道理时，非常容易将“理性”偶像化，拜倒甚至依附于它的脚下。这实在是一种现代化的迷信。 有个比喻意义上的思考，在隔壁万老师专栏学习到。世界终究不是有理数的，不能仅仅依靠理性来一一计数，真实世界是实数的，那些空间应该由人性来填满。 就像鲍曼强调的，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五月鹰：纳粹能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杀人机器除了运转高效、理性的官僚体系外，对普通民众系统、有效的洗脑也是关键。这相当于在组装机器之前，将每个零配件都际准化、数字化。例如，通过广播、报纸、杂志的宣传将犹太人妖魔化、树为人类公敌，进而去除普通人人性中同情心的那部分。将被妖魔化的犹太人划分为人群中的一小撮，利用人的恐惧和从众心理，让普通德国人迫不及待地站在强权一边、人多势众的一方，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所以，在屠杀犹太人之前，广大的德国人民已经被系统地去人格化、去人性化（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被阉割成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明辨是非能力的群氓和冷冰冰的机器。所以，改造人的思想是很可怕的。 人，总是对发生在身边的不幸的事感同身受而容易产生恻隐之心。但对发生在远方的罪恶往往不太关心，认为于己无关。孔夫子说君子不近庖厨，不忍看到牛羊被宰杀。但是在远离屠宰场的宴会，大家可是心安理得、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由牛羊肉烹调出的美食。而启动这个杀人机器时，纳粹也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通过分工合作来尽量延长这条杀人的流水线，将大多数人“隔离”于直接杀人的现场，让他们毫无心理负担地服务于这条流水线。 所有的恶都是人性之恶。不过”现代性”在操纵人性方面进化得更巧妙，更隐蔽！写到这我不由得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的临终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王黎璐：在大屠杀事件当中，现代官僚体系将工具理性精神制度化，并且这种精神将对构建一个完美社会的追求发展到近乎疯狂而不择手段的地步。它们的相互配合最终使得极高效率而又庞大规模的大屠杀成为可能。 在一个后现代的“个体化社会”当中，鲍曼认为伦理之可能在于将作为个体的道德主体从由理性建构起来的、外在的、僵化的种种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个体都能够直面自己的道德良知与对他人的道德责任。由此个体能否坚守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与道德责任乃是避免大屠杀之类的悲剧重演之关键。 老师留的问题，应该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期待明天的精彩解读。

水中林沼：想起了科幻作家伊藤计划的作品《虐杀器官》与《harmony（和谐）》。

主题和今天的更新很是贴近，如果想获得一些直观体验，可以去找来看下。（注意剧场版动画分级是R-15，简介可以看我的下一条知识城邦）

个人觉得，比起像刘擎老师这样出一门课，采用大众文学等带有娱乐属性的载体，会更容易触及大众。刘慈欣的《三体》经过得奖火了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于终极问题的思考。

在影响范围和作用强度上，理论性的探讨终究比不过讲故事，但在更深入的理解上，又是知识性的内容更胜一筹。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两者兼顾，也就是所谓的“我全都要”。

写到这里，就能明白得到的电子书中，虚构作品为什么主要都是科幻文学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胖对《物演通论》的预言至今没能化为现实，原因很简单，它是一本哲学专著，又厚又硬。

注：罗胖曾在跨年演讲时，把王东岳老师的《物演通论》作为压轴推出。并预言这本书会和《三体》一样，先小范围热度高，然后掀起大众热潮。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你的留言让我想起一段话，是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的《黑暗的左手》序言中写的：“科幻不是为了预言，而是为了描述……作为小说家，我通过精心捏造大量的谎言来描述某种心理特征下的真实。” 另外，你谈到大众文化和理论讨论的影响力，我觉得刘老师3月7日城邦加餐13中提到的“社会想象”，或许有所关联。欢迎去看看~

冯琨：刘老师，以前我也听说过对大屠杀的理性化解释，但我最近读了一本《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让我对大屠杀有了别样的思考。

这本书揭露了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上的野蛮暴行，本应走向和平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像纳粹一样互相屠杀。特别是东欧的波兰、东德、乌克兰等地区，游击队在政府的默许下经常做出“屠村”的极端行为。他们不仅仅是报复，更有类似纳粹民族主义的暴力宣泄。

最近听得到中《讲谈社世界史8：俄罗斯》时，也感受二战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民族矛盾的宣泄，是长期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纠缠不清的积怨已久。

另外，我还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杀，战胜国“坑杀”几十万战俘或战争中屠杀平民的历史记录也并不少见。

所以，我感觉大屠杀也是一种民族矛盾的释放，除了用现代性进行解释，也应该从人类集体意识的深处和人的暴力基因中探寻原因。

佘天俊：鲍曼既冷静又克制，冷静的是看到大屠杀可能是现代性的某一种必然，克制的是，虽然大屠杀已经发生，但依然能认为这种可能只是现代性的潜在可能。 大屠杀是工具理性极致的结果，机器是官僚制，虽然都是由人组成，但其中的人在运作中，也并不太把自己当做人。原料是人，在机器看来，甚至在原料本身看来，也都不怎么是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人面对人，而是工具面对工具。至于产出的是什么，可能不论对于机器，还是对于原料，都沉重到无法面对，也都同时选择回避。 园艺文化是一种顶层设计思路，就是相信科学的力量，人类的智慧，能够洞悉一切，解释一切。不过，记得在哪本书的解读里，有希特勒为了获取拥戴，而不断增加德国民众福利，经济上不可持续，而想洗劫富有的犹太人的财富。 可能，所有的历史齿轮也都是一点点，自动前进的，可能纳粹开始只是想隔离犹太人，由于进展顺利，又想更进一步的劫掠财富，再试图流放，最终走到了屠杀和灭绝。似乎这样的可能性，比希特勒一开始就准备灭绝犹太人，更加合理些。也正是纳粹开始并不是奔着灭绝去的，所以犹太人一直都处于“合作”状态。就像温水煮青蛙，水温要升的足够慢，才可能真的让青蛙待着不动，最终煮死青蛙。

宋：作为女性，一直比较关注汉娜.阿伦特。疫情中的种种，更让我比往年更多地推广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但在同时，对这个概念也有更多的感受和反思。体制化的规训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抛开这种力量，一个人仅仅想做到不从众，都需有很大的勇气，由表及里的“肖”，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识别“我们”与他者的重要标准，张文宏之所以出跳，就因为他是一个明哲保身环境里的他者，他的直言，对于习惯说假话或者不得已说假话的人就是一种羞辱。这种对抗，对一个个体的考验是很大的。

梁嘉健：文章内容让我想起电影《朗读者》中，主角汉娜在庭上被审讯，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参与纳粹组织的大屠杀的场景。她只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位看守员，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

当时我很气愤，心里想“怎么可能不知道？” 今天的课程给了我一个答案：官僚制的分工和有序组织让人丧失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意义感，每个人只是按规章办事。这其中的冷漠感让我不禁颤抖了一下。

关于利用受害者的理性心理，计算收益分配，让受害者也参与其中，这一点洞察很锐利。人倾向于拥护自己作出的选择，崇尚理性的人以为作出了优质的选择，但忽略了信息不对称，反倒被理性所害。

最后摘录文章的一段话，以作警示：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问天：前面韦伯阐述过西方社会走向理性化和理性组织兴起的大趋势。同时，他也表达了对这一理性组织成为抑制人们自主性的“铁笼”的忧虑。

CC：老師，請問鮑曼用理性現代文明來解釋大屠殺，是否容易被解讀成為納粹德國開罪。 又換個角度來說，當現代化到某種程度後，任何國家內的主體民族對其少數民族就有機會進行屠殺嗎？再者若此為歷史進程的必然，納粹又該為屠殺猶太人的行為負責到何種程度呢？ 不知自己思考的角度是否過於偏激，沒抓到核心概念，煩請老師引導。

刘擎(作者) 回复：在这里首先要理解鲍曼的问题意识。他绝没有暗示说，由于大屠杀与理性主义的现代文明有关，就可以免除纳粹的大屠杀罪责，这完全不是他的意思。 他主要是反驳那种把纳粹大屠杀神秘化的观点，试图去探讨理性主义的现代文明与大屠杀之间的内在关联。 现代文明是大屠杀这种现代暴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这意味着这种罪恶不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这里不存在一个决定论式的必然逻辑。大屠杀并不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所以纳粹负有责任。 但与此同时，鲍曼认为纳粹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故，它与现代性的特征有内在关联，因此是现代文明的潜在危险。这要求我们不断对自身的危险性保持警觉。他的思想实际上意在警示防范作用。 —— 编辑备注： 看到老师的回答之后，我很好奇，就继续追问了老师一下：既然老师说“因为大屠杀不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所以纳粹负有责任”，那么我会想要继续问，那如果某件事情“是历史的必然”，做了这件事情的人还负有责任吗？ 老师：那就没有责任了，因为如果是决定论的，那你就无从选择。 编辑：我之前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回复CC同学，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把官僚制和理性主义换成手枪，那我们可以说，技术发展到某种程度后，任何人都可能利用手枪方便地、高效率地杀人甚至是屠杀。在统计的角度上，甚至我们也许可以说“有了手枪之后，有人会用手枪杀人”是一种必然。那么，决定用手枪实施谋杀的人需要为谋杀负责到何种程度呢？ 老师：对的，如果我们谈论到车祸，那么车祸一定和汽车的发明有关，当然我们说的是现在意义上的那种车祸。但你不能说因为有汽车发明，所以某种特殊特定样式的具体的车祸就是必然的。如果真的是必然的，那你就没有责任。比如某种类型的车，它内部的设计有问题，会刹车失灵，那这样一类车要是因此发生了车祸，你就没有责任了，因为这是必然的。 编辑：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这里要问一下CC同学说的“历史必然”是什么意思。必然有统计上的“必然出现”，也有我们一般日常说的“必然出现”，更接近某种逻辑因果上的必然。这两种必然是不一样的吧？ 老师：对，什么叫历史的必然，在问题里问的时候是有含混之处的。当他说纳粹的大屠杀是历史必然的时候，是说这种形态的大屠杀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在这里或者那里发生，还是说它会以一种特定的类型在特定时间必然发生。如果是后面那种，就是一种比较强的决定论，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谁有责任，因为如果那是无可避免的话。 编辑：

宇：即使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对事不对人”，我认为这句话纯粹就是为自己的开脱，没有人，哪来的事？也正是在对事不对人的措辞之下，某些机构才能横眉冷对的对待去办事的人，这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机构大同小异。对方在行政机器之下，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好在现代我们喊“以人为本”了，开始看到办事后面的那个人了，看到这个人，心态才会有所变化，机构里的人也不再是一颗螺丝钉，而是一个与办事之人相同的人。两个人相交，才会有温度，才会有笑容，让我们感受到该有的尊重。

君子不器：关于优生学在纳粹暴行中的作用，《基因传》一书曾做过详细的描述：

其实这种所谓的“优生学”起初在美国也有发展，甚至德国纳粹在妖魔化“优生学”的时候，美国的同僚们还在羡慕自己没有那么“优越”的政府环境来实施种族清理计划。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把一批被并不科学的手段判为“智障”的人们实行过绝育手术。事实上，因为对“演化论”和基因不那么正确的理解，当时的舆论环境非常支持这种决定。美国当时的人口结构遭受大量外国移民的冲击，美国的优生学家们乃至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担心长此以往，“劣等”人口的数量会超过“优等”人口的数量。在这种担心下，恰逢遗传学发展到了一个“基因决定论”的尴尬阶段。

而德国纳粹更是有目的性的利用了优生学。应该说，优生学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给纳粹的暴行提供了所谓的正当的理由。从一开始认为有“遗传病”诸如智力缺陷、癫痫、抑郁、精神分裂等患者应该接受绝育手术，发展到对有“缺陷”的少年儿童进行“净化”，逐步上升到某种种族是劣等民族，演变成一场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的屠杀灾难。

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政府利用“优生学”披着科学的外衣，肆意歪曲遗传学实事来支撑国家主导的绝育和灭绝行动。事后分析自然不理解当时为什么犹太人没有认识到当时环境的恶劣，但是处在当时的环境里，整个舆论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这就是正义，没有几个人是清醒的。即使是清醒的，也是沉默的。

正如马丁·尼莫拉在他那篇广为人知的忏悔书中写道：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易简：想起了电影《朗读者》，想起了那段好莱坞香艳故事外壳下的纳粹历史。

在“法兰克福审判”中，昔日的恋人汉娜（曾任纳粹集中营看守）成为犯人，但她表现的漠然。因为她认为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并未亲手杀人”，责任不在自己。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清楚了，“法兰克福审判”确立了“服从即有罪”的原则，“服从指示”只是犯罪的粉饰。

电影并未深入追问:为何大批平凡人会成为只会听从命令的纳粹帮凶？

阿伦特给出的答案是——平庸之恶。

今天，老师的课程给了我另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