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课】03 就新秩序：现代理性的业绩与灾难
我们有一个概念，我说这是我30年来获得的一点启发，就是把人类古今之变——从古代到现代的变化，用一个叫“出走”的形象，这样一个核心隐喻来概括它、定位它。这个隐喻的准确性和丰富性是一致的，因为出走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而古今之变也是这样，有巨大的丰富性。
我们讲过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到非常微观的世界，从物质的到精神观念的。我们上节课中提到的纪录片就说，从人类整体的文明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地质年代意义上的“人类世”，人类的活动成为改变地球面貌的主导性力量。而在很微观的层面，个人的心灵、个人的秩序，个人的心灵精神秩序也有一个重建秩序、重建标准、重建规范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变迁。
但是出走带来的不光是喜悦，还有很多困惑。
从非常微观的层面，比如你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安娜出走了，最后她的结局你知道。还有，易卜生，这位挪威的作家有个著名的作品叫《玩偶之家》，或者翻译成《傀儡之家》。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叫《娜拉走后怎样？》。他最后说，大体上给出的结局是，要么回归，要么堕落。
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我们都经历着变迁和出走。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个中间的层面，就是对社会公共政治秩序，也在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出走的框架里来理解。
传统权威是怎么衰落的？
在政治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出走”是非常厉害的，它意味着把秩序看成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造之物”，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你从正面来说是人类很勇敢（brave），但是也可以说是大胆妄为（audacious）。
为什么？你想一想，我们生下来就在秩序之中，从来没有一个情境是，每个人都是相互不认识的、毫无关系，然后我们凭空建立一个秩序。
但是现代政治，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可以看作这个秩序是我们可以发明的，叫inventing或者reinventing politics。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困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涉及到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
传统权威是什么，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理解，我们生下来就有秩序，我们尊卑有序，有家庭的秩序、社区的秩序、国家的秩序。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秩序是有待我重新发明一下，没有。
传统秩序不太需要给出论证，因为它有一套说法。这个说法比如说君权神授，我的权力是上帝给的，你还要讨论吗？所以这个不是理由，这个叫宣称（claim），我宣布一下，朕即天下，我是天子，你还要跟我理论（argue）吗？你还要怼我吗？对不起，这就是一个终结讨论（end of discussion），就是一个句号给你了，或者一个感叹号。
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很高的、高于任何人可以跟他论理的这样一个存在，我们叫做神圣的、超验的存在。这个不是政治哲学，叫政治神学。它的出发点依据一个高于我们所有人的这样一种神圣存在，它的权威授予了特定的人——君王、天子、皇帝。
在漫长的人类事迹当中，我们都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的权威，或者说在古代的这样一种自然权威的政治秩序当中生活的。怎么就到了现代，开始有问题呢？
传统权威是怎么衰落的？
这里边有很多历史的复杂性，在我们课里面有讲过。第一，你诉诸上帝，诉诸一个神圣的权威，里面有点麻烦——你的神还是我的神？不同的教派打起来了，你很神圣，我也很神圣，最后我们诉诸不同的神圣权威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服人，这个宣称（claim）就做不下去了。
第二，过去的权威是依据一个自然等级秩序的，你知道天子、君王当然是最高的，有一个自然的理由。我们知道近代早期是什么情况？就是分为皇族、贵族、平民、奴隶。中国大概好一点，没有这么森严的等级，但在西方社会是这样。
注意，这个等级为什么能够带来秩序呢？因为它能带来统治和服从的机制。
你为什么服从我？因为我自然就比你高一级。这个自然等级不是我自封的，是当时所有人公认的，高于你的人认同这个等级，低于你的人也认同这个等级。奴隶是把自己当成奴隶，把奴隶主看成自己的主人的。所以这里不需要理论（argue），我统治，你服从，到此为止（that’s all）。
我们现代人没有经典意义上权威的概念，大概我在课程的第一次直播里谈过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举阿伦特的例子，阿伦特我们课程讲过，但不是从（政治权威）这个角度讲的。
阿伦特讲，现代人已经忘记什么叫权威（authority），古典意义的权威（classic sense of authority）。她说，最标准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有点近似于古典权威的就是父亲和儿子。父亲和儿子是什么关系？父亲要求孩子服从，他就说，孩子就服从。为什么？因为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一种等级关系，是父亲和儿子都共同遵守的。没有儿子说，“你以为你是我爸爸，我不觉得你是我爸爸”，不会这样。
所以阿伦特说，这样一种统治有两个特征：第一不需要使用暴力，第二不需要讲理。阿伦特有一个非常妙的说法，她说，如果当一个父亲要通过跟孩子讲理让他服从，或者要通过暴力、打孩子让他服从，他已经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父亲了。（经典意义的权威是什么样？就是）你在那儿，你发号施令，我服从，最多解释一下。
古代的权威，什么叫父权制，什么叫家长制，我们就是把古代的君王、领袖看作像父亲一般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现在经典意义上的父亲都不存在了。你们怎么管教孩子的？要么要给他们讲理，要么，打他们。现在打已经不太存在了，现在叫家暴对不对？
在我那一代，打孩子是通则，我也挨过打，但是挨打比较少。现在一般来说，讲理是通则，打是例外。但是无论你是跟孩子说理还是使用暴力，这都不是经典意义的父亲存在。所以阿伦特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对于什么是传统权威。
传统权威依据两个东西，一个是超越我们存在的上帝、神、天道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二个是依据一个自然等级结构，这个自然等级结构，我认为它是自然的，就是天经地义的。这两个东西在现代性的转变当中都不再有效了。
为什么不再有效了呢？我们课程里讲过这个过程，韦伯（的阐释），世界的理性化、除魅等等。
现代国家为什么需要“论证”？
还有一个东西也挺麻烦的，我在课里没有讲过。大家知道，现代国家是一种政治秩序，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秩序都是以国家的方式来体现或者构成的。政治秩序有很多，封建领主、王朝、部落都构成秩序，黑社会也有一套秩序，但是国家这个秩序，特别之处在哪里？
现代国家是一种特别特殊的秩序。第一，它声称主权，这个主权我们现在听得很多，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主权是什么意思？主权是有至上的权力，以前在封建领主那里不一定有至上的权力。封建领主有一些权力，包括让臣民劳动，关于土地的租借，关于交税，等等，这些他有。但他对你的人身是不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一定有完全的裁决权。但是现代国家就在这个领地里有最高的权力。而且古代还有神权和王权之争。而现代国家是有一个对于主权的独占性宣称（exclusive claim of sovereignty），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代国家有一个相对来说清楚的边界，这个边界之内全是我管，边界之外我不管。边界之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对暴力有合法的垄断——国家是唯一合法的对暴力垄断的机构。这是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之内有其他暴力吗？有很多暴力，强盗、土匪都是暴力，但那些是不合法的。合法的暴力只有独此一家，就是国家。
现代国家为什么需要论证？第一，它是一个主权，它是至上权力，所以要给出理由。第二传统权威衰落。或者我们说第一个原因是传统权威衰落，第二个原因，它是一种（宣称主权至上权力的）国家。
那么现代权威就是，不能仅凭宣称（claim），而是需要理由。理由是什么？要作为理由（reason）的话，你就是要可质疑、可反驳、可讨论、可商量、可修改，而宣称（claim）是不需要的。宣称是“朕即天下”，到此为止（that’s all）。你质疑没有用。你能跟天子来讨论、质疑吗？（传统秩序中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看，这个现代权威的创制性就体现在，它是人给出理由的。这个理由，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基本原理就表达为宪法。而宪法会有修正案，宪法还会有更新的版本。因为它是一个理由，是可以讲道理、可以商量的。
政治秩序怎么从自然的变成人造的？
我们特别谈谈现代政治秩序的人造性。现代国家把政治秩序看成是人造产物（artificial creature），我上节课讲过artificial（人造的）这个词，就是人的努力、人的技艺造成的。（秩序是人造物，）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它是非常反自然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刚才说过，自然是我们一开始就生活在秩序之中。
这个人造性最重要体现在霍布斯那里，英国的一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是划时代的政治哲学家，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课里面讲过，包刚升老师的《政治学》课里也讲过他。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的引言里面说：这个现代的国家是一个国民的整体，或者说，叫做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利维坦“是人造的，it’s artificial。然后他说，（国家）是一个有朽的神（mortal god），它是有有朽性（mortality），不是像自然的神、上帝的神那样是不朽的。
人造物，这就好像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秩序，好像我们的世界过去是一片荒凉，只有从我们这里开始，依据一套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秩序。这个是霍布斯的主张，当然，这跟那时候欧洲的宗教战争有关。
霍布斯开始怎么说？他说，我们不要讲我们的国家是依据什么神圣的原理、什么宗教确立的，那些没有用了，因为大家不相信了。现在有一个办法，霍布斯说，我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看人性最底层的东西——如果我们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上，推理出来一个秩序，那（这个秩序）就是可靠的。
霍布斯完成了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就是从政治神学走向政治科学。
人是什么？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人害怕什么？害怕暴死，害怕突然死掉，害怕别人的侵犯。于是我们要集结起来，联合起来。那我联合人家也联合，不还是要打，还是要战争吗？
霍布斯说，人最底层的需要是秩序和安全，这基本上是动物性的，没有人可以反对这个东西。这个你认吧？你认以后，霍布斯就推理出来说，我们需要把大家的权力交出来，形成一个社会契约，有一个主权者来解决安全、和平、秩序等等问题。
《利维坦》是一本非常非常大的书，非常复杂，从政治神学到政治科学。霍布斯是第一个政治科学家，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他的整个庞大的理论建筑，建立在对“人”的科学理解上。尽管从今天看来他那时候的科学不够精致，但他是开始基于人的所谓心理学层面的东西（来构建政治秩序，而不是基于神学了）。
以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政治设计都是由上而下的，从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最善的、最高贵的开始。到了霍布斯，他来了一个倒转，我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从大家都能接受都能同意的地方开始。
这个转变就意味着一个出走。这是什么意思？以前那套东西都废掉了，我们都不相信了。我们从零开始，人为地设计一个东西，这是我刚才说非常大胆（audacious）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从零开始。就说建国，哪里有一帮人凭空跑到一起说，我们来建一个国家吧，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观念上、思想上我们创生了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国家。
其实真正地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国家，最接近的大概是美国。美国就是有一帮人在一起，先搞了个《独立宣言》，再来开制宪会议。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人发明出来的，其他的国家都是（演变过来的），当然演变过程中有革命，有兴衰，有王朝的更替，但是都是慢慢演化来的。
而创建一个国家，你会发现，这两种类比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像生物一样，自然的权威是什么，是像植物一样，是演化（evolution）、是慢慢演进的。而那个政治创生（inventing politics）像什么，像工程师，像机械，特别像现代文明，说我们来造一个国家吧。
（但即使是像）以色列（这种完全是在现代创建起来的国家）也是有前史的。以色列一直有一个复国主义传统，到二战之后，有了纳粹的大屠杀，然后到了1948年联合国决议，说这块地方给你们。而且以色列民族一直是存在的，当然民族也是建构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而美国其实也不完全是从零创生。它有什么？它有从五月花号过去的那些早期定居者。但仔细想想这里边特别有意思，你真的能（凭空）建立一个国家吗？
这里给你讲一个小故事，你知道《独立宣言》写，我们宣布了，我们人民如何如何——雅克·德里达，一个法国的后现代作家，后现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提出了解构主义。
德里达说，你看这个文件很奇怪，它上面说“我们人民”怎么怎么。德里达说，谁是“我们人民”？你这个《独立宣言》写下来，还没有经过各个州的议会通过，你就事先盗用了这个“我们人民”的名义。这里面有因果倒置。应该是这个宣言大家同意以后，才有“我们人民”这个主语。但是当这个东西还没有的时候，你先杜撰了、想象了一个“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文件，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通过。所以你在发明这个国家，你需要虚构一个有待被证实和通过的主体。
现代政治特别奇怪，它不像自然演化的东西，自然演化的东西我们不问是怎么来的，它就是古已有之慢慢演化过来。而（现代国家）你在创制的时候，创制的逻辑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从一开始，这个文件就有一个好像自相矛盾的地方。你要宣布，但你这个主体还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你已经在用这个主体的名义发言了，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现代政治提供了哪三种理由？
大体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现代政治要提供理由。那么现代政治提供了什么理由呢？就是现代民主，它有三种不同的表述，或者说有三个方面，在学术上是有蛮复杂的区别，但是我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的三种说法。
一个叫做社会契约论，一个叫同意理论，一个叫人民主权。
社会契约论是什么？咱们大家在一起要过日子，怎么办？咱们想个办法来签订契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这就是宪法。这个事儿有点像我们创办一个公司一样，定一个公司条约。但国家从来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创生一个国家，大概只有美国有这样的事情。
社会契约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是平等、自由的人，每个人都有意愿，那谁服从谁？（社会契约就是，）我们不服从谁，我们服从契约；执行这个契约的人，只不过是大家契约的代言人，我们服从的是原则。最著名的社会契约理论就是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
第二个就是同意理论，这是一样的，就是讲一个政府为什么它可以统治你？是你同意的，是你授权的，叫同意理论（consent theory）。这主要是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讲的。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有一个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的，但在那个状态下，财产也不容易保留，还有安全问题等等，于是我们大家一起同意政府来统治，就进入了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
还有第三个，人民主权论，这跟卢梭也有关系。我刚才讲的霍布斯的理论也是一个社会契约，但霍布斯、卢梭和洛克他们三个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三个提出的“自然状态”有不同之处。而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边还包含了一个人民主权。就是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我们把每个人的意愿形成一个公共的普遍意愿，叫做公意，也翻成普遍意志（general will）。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整体的、作为国家共同体的意志，我们服从于它。
这里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由于我们是平等的，自由的人，那么不再有那个等级结构了，那么我服从你，你要给我个理由先。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意愿，我要服从什么，被什么统治，总是有点像失去自由，是被强制的。
但现在，这三种理论都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同等的人，我们服从一个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强制性的力量，而是服从于我们自己，因为这是我们契约达成的，或者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同意的。所以在这里边，虽然有服从和统治的差别，但是并没有造一个等级。
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已经生活了很久，我们忘掉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伟大的创建——在平等的人当中形成统治和服从，而且是合理的，或者说是正当的，可以让你心服口服。
这有点像什么？就是像卢梭说的，我们服从于公意，是服从于我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这不是奴役，这不是强制，这是自由。
你如果听了冯雪老师的《科学减肥》课，觉得你的饮食需要控制，你的作息时间需要改善，你需要加强运动……每一件事情都很辛苦。你们不觉得辛苦吗？反正我是觉得很辛苦，我听了一个多月的课，有一点点改变。辛苦的时候，你会受到约束，但是你知道你在服从更好的自己。所以虽然很辛苦，有时候也很挫折，但是你会感到我不是在受奴役，我是在获得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胡吃海喝（才叫自由），那是低级自由，而高级的自由是服从于一个更好的意志。
在这里，卢梭的人民主权、公意，就是我们“最好的自己”的集体表达。其实我们讲社会是靠理性来出走，从来都关涉到理性和意志（will）也就是你的意愿之间的关系。
现代政治中最核心的冲突是什么？
现代政治处理了意愿和理性的关系，或者说自由和秩序的关系。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个意愿，我们讲人有自由意志，自由和意志是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想法中，自由怎么达成秩序，是将自由和自治放在一起而达成的。就是我的意愿是通过理性的审察、理性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所以我服从我的理性的意愿，就是自治或者叫自主（autonomy）。上次课我讲过一点点康德（的自治autonomy这个说法），还记得吗。
（自治）就是自己用理性来自我立法，因为过去的神权、王权、等级都没有了，我们通过理性来为自己立法。这就像我一个人要过更好的生活，那么我给自己定一套规矩，我服从，我执行，我变成更好的人，这是非常伟大的现代的政治哲学。
但是要注意，这个理性和意志之间，它可能在最高水平上是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理性的同时也是你意志的——你在直觉上、在意愿上想要的东西，就是你在理性上也想要的。但这种事情很少出现。除了什么时候？在你坠入爱河（fall in love）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最好的人就是你感受上也是最好的人，又善良又美好，又是高富帅或者白富美，理性上也是好，直觉上也是好，而且他答应了你。这样的事情在私人生活中很罕见，在政治生活中也很罕见。
其实理性和意志的冲突，或者说紧张（tension），一直是现代政治特别纠结的地方。20世纪的三种政治叙事都跟这个紧张有关。
比如法国。法国是从卢梭、雅各宾党人、法国大革命开始，他们一直希望有一种最高的理性达到最好的意志，然后来改变政体的性质。他们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共和、王朝复辟、再共和，法国从大革命来有多少个共和国？现在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最早的法兰西共和国只有四年，第二共和国。（法国）有过多少部宪法？这部宪法不行，推翻了再来，到现在有十三部宪法。就是不断地折腾。所以（理性和意志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想这样一个问题，现代人发现，以前这些传统遗留过来的、我们自然演化过来的这些自然权威，包括天道、神道等等，这些东西现代人不能接受了，我们靠理性发明了现代政治——这是勇敢还是大胆妄为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他说，“想铲除一切偏见的企图，可能本身是一种巨大的偏见”。我们想想看，对理性设计这种狂热的想法，它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对政治统治的那种道德的洁癖，或者对完美秩序的一种洁癖，到底是理性的吗？它可能会带来法西斯主义。
我这里说一点感想，这个非常不学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非常惊讶这个社会是如此的有秩序。我那时候还没有戒烟——其实现在也没有戒烟——就走在路上要扔一个烟头，发现没有垃圾桶。去过日本的人大概知道，它街道上有很多环保、回收的箱子，但是没有垃圾桶。我看街道这么干净，我就把烟头放在一个餐巾纸里包着，我就一直揣到自己酒店，这个垃圾还没有扔掉。
我以前有一个理论，我说一个地方干净是因为垃圾桶多，有人说中国街上不干净，我认为中国没有不干净，中国只是垃圾桶太少了，让人家不方便，不方便就随地扔垃圾。到了日本就打碎了我的假设，就是没有垃圾桶人家也能很干净。这就是对秩序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内化到了每个人行为当中。你可以去看日本环保回收的门类之精细，拿一个瓶子要看半天，这是什么（垃圾）？（他们垃圾）有八个（分类），后来我都不知道（这个瓶子）放在哪儿。还有你去看他们坐地铁，分得很细，普通、急行、特急行等等。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把类别分的非常细致，它的秩序是高度发达的，而且大家都是内化的。但是这么守秩序、这么高度内化、这么理性这么冷静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曾经出现过狂热的军国主义。对秩序的一种洁癖是不是会跟法西斯主义有所关联？我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会想，说不定是有某种关联的。
20世纪人类讲了哪三种故事？
我们看看20世纪的历史教训。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理性的时代，我在课程里面讲，20世纪的灾难不在于灾难重大，而更在于大部分人没有预料到，觉得这不可思议。1900年的时候人们觉得，欧洲有过百年和平，不会再打仗了，大家都是有理性的人嘛。然后有了一战。人们觉得一战打得很无聊，差不多可以终结了吧。过了三十年有了二战。这是为什么？
这里我们就来讲讲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的三种政体。你如果读过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里面讲过，20世纪上半叶人类讲自己的故事，有三种政治的故事，第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主义民主加资本主义，第二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第三种就是德国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有人翻成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翻成民族社会主义比较好，或者就翻译成纳粹主义。这三种不同的政治故事都是现代性的政治叙事方案。
这三个方案里面，在根本上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难题”。什么意思？我们说集体的意志、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或者同意理论等等，但是，谁代表人民？
现在我要讲的可能是在政治学民主理论领域里面最前沿的理论，叫代表性理论（representation theory）。
什么叫代表呢？代表其实很简单，这个屋子的窗帘外面有一块石壁，上面流着水，这是一个景观，或者外面长了一棵树；然后我们在这里画它，画下的树或者画下的景观就是它的代表（represent），在艺术里面我们把这叫做再现。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它，但是代表了它。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我们有一个人民主权在那里，有一个人民的集体意志、公意在那里，有一个契约在那里，但是它自己不能执行，要有一个人一种方式来代表它。那人们找到了什么方式呢？
代议制民主遇到什么难题？
英美主要的方式叫代议制民主，就是你去选，选出来的人就是我的代表（representative），你就代表了我，你可以代表我来决策。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是我选出来的。
这个代表的过程，画家是通过我的观察、透视（一种绘画技术），我把它“代表”（再现）出来。而在西方的第一种故事里边，是通过选民、选举代表出来。选举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投票，它还有竞选。比如美国马上要大选了，拜登跟特朗普各自会说我有什么理念，然后人民来选，选出来的这个就是人民的代表（representative），这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目前为止听上去不错（so far so good）。但是有一点麻烦，跟画风景不一样。（有两个问题：）人民的意愿会变化，这是第一；人民有很多，这是第二。
你仔细想想，代议制民主听上去非常好，实际上很麻烦。如果有一半人不同意这个候选人，一半人同意，这个候选人算人民的代表吗？一个画家只画了一半的树，把另外一半树给抹掉了，你说这是树的一个好的再现吗？当然不是。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竞争总统，我们知道特朗普赢了，但你知道美国是选举人制度，在普选票（popular vote）上，就是如果所有的个人选票不分州，所有的选民加起来，是希拉里·克林顿超过特朗普290多万票。但是最终特朗普赢了，他就说我代表了人民。你多少就觉得这个制度有点麻烦，你只能是一个近似代表，有的时候那个误差会很大，在这个案例里差了50%。
我们前面说了，现代政治是需要理由的，我给你讲了三种理论，无论是社会契约论、同意理论、人民主权，都是很好的论证，很好的政治哲学，但是你要操作，怎么办？你需要找到那个代表，要有很好的代表方式。
而现在西方一直在运转的这个代表方式，我们经常会感到它是有明显问题的。人民比较麻烦，它容易变，而且人民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人民是七嘴八舌的，人民有时候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人民会想我要福利，我要好的教育，好的公共医疗，然后我还要减税。你想一个政治家说，我一定给你改善医疗，但我要加税，你会说不好；那个政治家说，我会减税，但是社会福利我不能保证。这两种都是可行的方案，但是人民都不满意。
然后有一个政客说，我给大家免税，同时我让大家有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那我们都想选他，但这个人就是个骗子。这里边就非常麻烦。当然，西方的民主理论，没有人说选举就是一切，它里边要求很多：要求有“informed citizen”，就是“知情的”，而且还要有知识、有政治鉴别力的公民。一个好的民主政治要求是很高的，要有公共的理性讨论，有好的媒体的引导，要从小就养成一种公民的品质，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需要有一大套配套的条件。民主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苏联的故事是什么？
看到了西方这样一个代表性的麻烦，我们还有另外一套理论。这就是在苏联的那样一个社会主义设计里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说）人民的意志是什么？人民自己表达出来的那个不一定是意愿。
就像你问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意愿是什么？孩子说，我要吃薯条加可乐然后打游戏。你会告诉他，对，这是你的意愿，但只是你暂时短期的意愿，你长期来看会想要什么？你会想上奥数，想学钢琴，你将来总会懂，这是你真正长远的利益所在，这其实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就像好心的明智的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人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谁知道呢？所以可以有一个先锋队，第一，它在道德上是崇高的，第二它是独具慧眼的一帮人走在一起，所以它是先锋队，它看得清过去的历史，看得清未来，掌握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由这样一帮人来领导人民。这不叫统治，而是领导。因为我知道你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和最长远的利益。
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不用费神在那儿想半天还要表决、投票、拉选票，选票总是被金钱和媒体操纵的。这是第二种叙事。
德国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再看第三种，德国。德国就蛮复杂，德国它是不能干净利落地适应（neatly fit）到任何一种叙事中。它是有理性（的一面），但它也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就是要找到德国人自己的独特精神。
德国是这样一个民族，尼采说过一句话，德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德国”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德国人总是要搞清楚，德国是什么？歌德写过一首诗，里面写道：德国，德国，德国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作曲家和作家瓦格纳也写过一篇文章，讲德国问题，讨论“德国是什么”诸如此类。
为什么要寻找德国？因为德国这个民族本来是四分五裂的，直到大概1871年，俾斯麦开始统一。但是德国在语言上、在地缘的边界上都非常复杂，有很多小王国。汇集成一个德意志的民族，这是一件特别复杂和麻烦的事情，因为里边有多样性，有杂质，有内在的相互冲突和紧张。
但正是这样，面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崛起的这样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迟到者（late comer），所以它特别需要搞清楚自己是谁。然后这时，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伟大的德国、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不仅不比人家差，而且特别卓越，这就特别有煽动性、特别激荡人心。
纳粹的所谓“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就是有这样一个作用，它激发了德国人对这个民族的某种情绪，它不是说我告诉你你有这样一段历史，它是用一套叙事，有神性的、诗意的，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传统，然后把所有东西加起来，制造成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一个神话。制造出来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希特勒。好多人参与了这个故事。这里面特别奇怪的是，它的意志和理性（似乎达到某种统一），理性也有，比如它论证“德意志民族是优秀的人种”，用颅相学、骨骼分析之类的，有好多伪科学论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没有把自己看成西方，它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先说西方，比如欧盟，主要就是德国、法国。但当时德国认为自己不是西方，西方是指英国、法国、美国。他们看到（西方）有一种对自己的压力，但他们有一种德意志特殊论。
当时的德国有一个概念，在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叫“文化与文明”（culture versus civilization）。他们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是低级的，文明是普遍的，文明是造机器、公路等等，这些东西是文明，但这个东西是低等的。而文化（culture）是高于文明的，现代社会是一种文明，但是我们有德国文化。德国文化是特殊的。
整体的东西，你看，特别有意思，德国这一套搞出来一个德意志的纳粹主义的学说。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
大家看到，三种现代性的政治规划都遇到了麻烦。最显著的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当然是有问题的。有人说，如果希特勒不扩张、不去打别人，他是不是就会做得很好？因为那时候德国国民经济起飞，大概也堪称是奇迹，到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再比如大众汽车怎么来的？大众汽车就是在那个时候，德国人说让每个人老百姓都能开上汽车，所以叫大众汽车，非常蛊惑人心。
但是这个理论的麻烦就在于，它的意志没有任何可能商讨、修改、反驳的余地了。所以它是一个改头换面的政治神学，以政治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政治神学，它神圣化了。
故事为什么讲不下去？
在苏联那样一套社会主义模式里面，它也有问题，还不太一样。（苏联的叙事）它是会从一个自由里边推到一个更大的自由，这个更大的自由，反过来可以让你日常生活的、小的、我们切近可感的那些自由被正当地吸收掉。我们在课程的第三板块里讲过三位自由主义或者说亲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个叙事的理性逻辑非常严密，但是你要小心，这里边是会出问题的。
这三位思想家都是去区别两种理性主义。一种理性主义是自负地说，只要我按照一个好的原理设计出来，一定是最好的东西。还有一种理性的版本，大概是叫苏格兰启蒙运动，我在课程里面说过，它说理性主要的功能不是绘制一套蓝图然后让我们去施工，而是说我们要小心，用理性的眼光去怀疑，是不是哪里会出错？
所以有一个所谓“纠错机制”。用这样一种纠错机制和审慎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方案，这是这三位思想家认为的理性主义最高的成就。而不是法国版本的理性主义，说我们有一个目标制定到最好了，完美了，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眼前暂时的东西都可以被牺牲掉。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几个人看来，特别是对于苏联的失败，这三位思想家都反对“邪恶说”，就是说（苏联的失败）是因为这些人太坏了，不是。他们认为愿望可能是非常好的、善良的愿望，但是太希望这个社会马上变成天堂的样子，结果导致了地狱般的灾难。这是三位思想家对现代性规划的一个反省。
课程里我们还讲了鲍曼和阿伦特。鲍曼也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他说希特勒搞的究竟是什么，纳粹搞的究竟是什么？它其实像一个现代园艺一样，就想修剪得特别特别好。
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有一个特别诡异的说法，他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我们说社会契约论是一帮人来签订契约，但施密特说，人民不是一个一个众人，是所有人全体一致。如果我们有人民，我们不需要契约，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一致，我们全体同意，全体一致，那我们干吗还要订契约？如果我们本来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比如一个公司大家都想来，所有人都万众一心，那根本不需要签什么合同，合同是多余的。但我们还是要签合同，还是要签合同说明什么？说明并不是大家都一样，而是有多样性。
施密特说，有多样性就没有人民，人民必须是铁板一块的，他叫做同质性（homogeneous），就是均质的、质地是一样的，那才叫人民，这是他的理论。他最后成了纳粹的“桂冠法学家”，这个人的理论非常厉害。但他这点说得有点意思，就是说，现代的民主，你要讲人民的意志，但人民必须是完整统一的，你才能谈它的意志（will）是什么，如果众说纷纭，那上哪去找意志（will）呢？
所以施密特说，卢梭搞错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如果成为必要的话，就没有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如果有人民意志的话，那社会契约就是多余的。施密特就认为，社会契约是多余的，扔掉了社会契约，他的法学理论里面是坚持人民主权。
可是人民怎么达成的？人民要铁板一块，可是铁板一块的人民哪里有啊？人都是多样的。施密特说，第一，通过教育让我们大家变成一样的人。
第二，当然教育不能够完全有效，那怎么办？驱逐、开除、毁灭掉。所以，在（施密特的）这个板块里边，犹太人是放不进来的。我不记得是谁写的一段话说，犹太人，对于活人来说他们已经死了，对有祖国的人来说他们是异端。就他们总是不能放进去（fit），所以他们是多余外在的人，所以要把他们驱除掉，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这跟鲍曼讲的园艺文化，要把这个社会修整成非常干净、整洁的秩序，要把其他杂质排除出去等等是一致的。清除犹太人这一点也就可以变得可理解了。
鲍曼讲的第二点，就是清除犹太人这个大屠杀，是以现代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人干这件事情，就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把它变成工厂的流水线就不一样了。好像我们其实不是在杀人，我们是在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把一些活生生的人变成尸体——每个人只负责一部分，一个人登记，一个人把什么推进去等等。我们参与了这套流水线工艺当中的一个环节，只是它的一个环节，就像工作一样。这样一来，我自己就好像没有了对整体负责的罪恶感和内疚感，我在道德上好像就被免责了。这当然涉及到我们课程里讲的马克斯·韦伯的分工理论，社会机器的官僚性，官僚制里面每个人只是一个螺丝钉等等。
阿伦特提供了什么启发？
阿伦特（对大屠杀）又给出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想法，她经常被误解为跟鲍曼一样，其实不一样。但也不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阿伦特特别麻烦的地方。我说我为备课程中阿伦特这一讲，看了一个暑假的书，重读了几乎她所有的著作。她给出了答案吗？没有答案。她自己也没有找到最好的答案。但她提供了很多启发。所以在西方有人不喜欢她，有人非常喜欢她。
阿伦特大概是怎样的想法？她说，在现代秩序中，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那样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她并不是说传统的共同体就好，也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血肉相连特别亲，她说的“共同体”是指我们能够辩论、讨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跟大家相关的问题。就像古希腊的时代，城邦的政治，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但这个东西现代没有了，被一套理性计算的、程序化的东西给淹没了，每个人成为孤独的人。
阿伦特认为，在这样一种境遇当中，人的道德感很难发展出来，你的道德感就是随大流，大家都这样我就这样。然后在遇到要突破底线的时候，阿伦特说，人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她讲，艾希曼的所谓恶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在于，他不思考。
我研究了很久阿伦特说的“思考”，什么叫思考？特别难。我在课程里面特别小心特别费力地把它呈现出来。阿伦特其实最后退到，你真正要思考的，你的道德底线，既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东西，也不来自于传统习俗，只来自于你自己能否接受一个自己能够直面的自己。比如说你杀人了，你能不能跟一个杀人犯的自己相处？她说，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直面自己）。
中国人讲“问心无愧”，但是你首先得问心，我们现在不问心了。现代最大的麻烦不是说问心有愧还是问心无愧，而是我们不问心，我们回避自己，我们回避向自己发问。中国人讲吾日三省吾身，这种传统，这种内省的传统，都被现代的洪流荡涤了。
阿伦特的一个朋友叫玛丽·麦卡锡，阿伦特问她，你能跟一个作为杀人犯的自己相处吗？她的朋友说，为什么不能？
我认为阿伦特没有特别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她也许要说，你其实没有真正问自己“你能问心无愧吗？”。她的意思好像是说，你要是觉得问心无愧，你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你参与了纳粹计划，其实你就没有再问了。如果你问了一定会有愧，你也就不会做了。
阿伦特给出了很好的启示，但是没有给出特别说服人的答案，特别遗憾。她在写她那套书最后一部《判断》的时候，打字机上留了两段引语，留了这个标题Judging，之后心脏病突发，69岁，去世了。当时她刚刚过完生日，请了朋友聚会。
为什么马尔库塞仍然重要？
接下来说到马尔库赛，这个有意思，这个就跟我们时代相关了。
我有一次听赫拉利演讲，他说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在考虑大问题，他说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还在思考大问题。所以赫拉利也蛮重视中国这条道路到底走成什么样。现在中国走的道路，走得成功与否，发展得好不好，不光影响我们自己，还影响全人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思考这些大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是要对世界担负更大的责任。
那么回到西方主流的这一种方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上所谓自由主义的民主，我们就要说到马尔库塞这个人。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信徒，属于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在60年代写了这样的书，他说，你不要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就是好的，这是一种极权主义，西方这套被马尔库塞叫作“软性的极权主义”。我在课程里边讲过，马尔库塞讲得特别蛊惑人心，或者说特别启发人心，要看你持哪个立场。
我以前在出国之前，80年代，买了马尔库塞那本书，2块多钱买的，当时翻译成叫《单面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好酷哦——但是一点都不理解，没有感觉。现在大家都理解了，现在的买买买、剁手党就是（马尔库塞描述的那种现象）。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给了你什么东西？它给了你一个消费主义的虚假需求，这个需求并不是你真实的需求，是刺激出来的需求，是制造出来的需求。
我听到一些故事。比如说有高级白领，挣很多钱，就得熬夜；熬夜就必须买好的护肤品，护肤品很贵，而你要负担起这么多好的护肤品，你得有更高的收入，你要加薪提职；那你就要更好地奋斗，就要加更多班，你的皮肤又更坏了，还需要买护肤的套餐，去健身房……你就跟这个商业机器融合在一起。
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香港工作，在摩根士丹利，说他根本回不了家，他就在公司对面的五星级酒店买4个小时，就住酒店睡4个小时再回来上班，人简直疯狂得不得了，然后到处抱怨，但是“我有成就感，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成功人士”，不是吗？这也是古今之变很有意思的特征。
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你说一个人是成功人士，（表现是，）我很闲，我看看古典著作，学学拉丁文，打打马球，很闲。现在你要是这样的人那你是loser，现在的成功人士都是很忙的，经常是“对不起，我今天not available，没空，明天再说这件事情”。这个社会高速地运转起来，每个人都很忙。
我们当然有很多回报。你想想看，在苹果新版手机首发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来排队，拿到以后有好多新的功能，感受很好。虽然过几天就淡忘了，就淡漠了，但是没关系，还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马尔库塞认为这是一个套，把你全部套进去，（结果是）工人阶级没有办法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因为工人阶级也变成了这个大棋局当中的一员，这个循环里面的一员，于是革命失去了主体。但这不是解放。因为仅仅有物质上的改变，这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人的自由。马克思想的自由，是劳动成为我们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只成为了我们买买买、买更多商品的手段。我们厌恶劳动。
马尔库赛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虽然你消费了很多高级的现代商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是什么，是只要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人在什么时候感到自己像个人呢？在居住、生殖，至多还有修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在饮食起居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像个人。而在劳动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像个动物。
马克思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人的东西变成了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的东西。就是饮食起居本来是动物的东西，而属人的劳动，变成了仿佛动物一样，变成了苦役。
这个状况改变了吗？我认为马尔库塞描述的状况有一点改变，但在根本上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这两年我看欧美很多文化批评家说，马尔库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是有相关性的（still relevant to today’s society）。
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
所以到了20世纪末，我们看到历史上三种方案，赫拉利讲的“故事”，或者说我讲的三种现代性的社会政治规划，都有它们的问题。
这个对比特别好地体现在两本著作里边，一个是《1984》这本书，是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的。但是还有一本书是赫胥黎写的，叫《美丽新世界》，里面写到未来统治者不用管制你，他把社会按照等级划分好，只要投放喂养你，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你的消费，满足你的需求就好，你会活得很幸福、快乐。
赫胥黎对奥威尔说，你的1984终将过去，我的美丽新世界终会到来。赫胥黎认为，未来是消费主义的世界，那种赤裸裸的、残暴的、压制的，靠集中营和思想控制来压迫人的世界将会过去；但是，用消费来腐蚀你，用欲望的满足来腐蚀你的世界会到来。你仍然没有自由。
但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也未必说是一种方式代替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可以混合的，特别是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后来，作家尼尔·波兹曼写《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后者更有名一点。波兹曼是一个媒体研究专家，纽约大学的。波兹曼也认为好像是赫胥黎说的这个趋势，就是《1984》的控制模式过去了，但像《美丽新世界》这样一种让你娱乐至死、满足至死的，这种让人异化、堕落或者退化的世界，将会来临。
童年的消逝，还是成年的消逝？
我先解释一下《童年的消逝》，我专门写过一篇书评。“童年的消逝”是什么意思呢？波兹曼说，童年本来是没有的，后来怎么有了？因为人类发明了文字。发明了文字以后，就有了阅读文化，在童年和成年之间就有一条线了。本来童年和成年之间没有一条界限的，为什么？因为成年人说的话，孩子也可以懂。
而当书写文化成为主导之后，孩子跟成年之间就有一条界限了，就是阅读的壁垒。这条线非常重要。为什么？阅读文化是一种线性媒体。你看阅读文化是一行一行读，或者快的人一页一页读，我们不能像图像文化一下子整体看到。所以一个书写的人要有前后逻辑、要有结构，然后阅读的人也要有逻辑结构，要养成一种结构性思维和逻辑性思维，你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书写文化。
波兹曼说，这个就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人类成果。但是，影像时代破坏了这个东西。波兹曼认为电视不需要书写阅读那样的逻辑分析，我只需要看这个镜头，感受，感受，感受。更不用说现在的抖音了。波兹曼认为，这时候孩子跟成年人的界限又消失了，因为大人能懂孩子也能看懂。
但这里，我在书评里有一个阐释，波兹曼担心的不是“童年的消逝”，他是担心“成年的消逝”。在这样一种书写文化被放弃之后，我们不是说孩子提升为成年了，而是成年人倒退了，在智力上降格为孩子了。我们失去了那种线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我现在带研究生，你知道让他们写文章有多难吗？因为他们自己不读，他们不读大部头的书和大部头的论文，他们只有在老师的皮鞭下才去读。老师已经没有权威了。阿伦特指的经典权威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老师，老师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使用暴力。而现在老师对学生怎么样呢？讲理和使用暴力都没用，你得求他，才有用。
你想，我们总是看微信或者微博上的一百多个字，没有办法来建立一种结构性和批判性、逻辑性的思维，这是波兹曼非常担心的事。就是影像时代人们都成为消费者，而书写的东西是很难简单消费的。
波兹曼说，在书写时代，你读完一篇小说，要有一个很长久的注意力，你会有延迟满足。而抖音是什么？抖音就是满足你不能延迟满足、你没办法延迟满足的那种心态，这就是童年的心态，它是加剧你童年的心态，让成年人也变得童稚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如果你是从小刷抖音长大的人，（不去掌握书写文化，）你是造不出抖音这个东西的。
这个世界的底层还是那些在启蒙的书写文化、逻辑文化、结构性教育里（成长起来）的少数精英分子，他们掌握了这个世界的密码。未来世界会怎么样呢，很可能就成为有人说的5%和95%的关系：5%的人掌握社会基本的运算结构，主导了社会，然后把95%的人豢养，给你投放物资。这是一个未来可怕乌托邦的版本。
还有多少考验？
总结一下，人类社会原来是在自然的秩序之中。自然秩序是演化而来的，但是它听上去多么不好——它是来自神的，来自天子的，或者来自自然等级结构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出走之后的现代人回望过去，那是一个废墟，那是一个破旧的故乡，我们不想要回去。
但我们出走之后，靠理性建造的新的世界，无论是一个近似《1984》的压制的版本，还是近似《美丽新世界》的版本，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意愿并没有达成一个高度的一致，这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于是现在在西方，出现最重要最晚近的一个问题就是民粹主义。
这个问题，如果你刚才听到我的分析，就会有一个很清楚、很方便的理解。因为民粹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人民的意愿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意愿是最重要的，是有至上性的——但人民的意愿是什么？有谁说人民表达的意愿就是对的吗？为什么人民的意愿就是对的？而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当人民的意愿没有办法有一个外在标准来评判的时候，所有的意愿，只要是人民表达的，或者说被包装成是人民表达的，它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那么这个政治，难道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吗？它在理性和意志之间达到统一了吗？没有。
现在西方最主流的这样一种政治模式仍然在经临考验，从2014年以来，我们看到所有的变化都是这个问题的体现。在政治学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也是主流的看法，就是说民主化的过程。一般认为先有一个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就是开始民主革命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叫民主的巩固阶段（consolidation）；然后进入了民主的成熟期。一般民主巩固阶段还可能出现倒退。
但是2014年以来发生了什么现象？在那些巩固已久的、最核心的民主国家，英国、美国等等发生了民主衰退，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于是包括福山等等这些学者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所以赫拉利在《未来简史》这本书里面说，到了2010年代之后，我们人类有一个麻烦是，我们没有故事好讲了，我们的故事讲不下去了。这就是出走之后的困惑。我们重新回到了高更1898年那幅名画的标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谁？
热门留言
赵蓬：很多人在吃饭、旅游、打游戏的时候是快乐的，他认为这时候他才是人，而在他学习、工作、接受挑战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他认为这是非人的生活，这和动物属性一模一样。 如果你在学习和工作时也是快乐的，享受其中的乐趣与收获，乐于接受全新的挑战，乐在其中。那么你才是一个全新的人。
Daimon：施展老师在札记提过现代政治和古典政治的区别：
政治统治当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们会问一句“我凭什么听你的”。所谓“正当性”，就是要把这个“凭什么”给说清楚。
在古典政治看来，统治的正当性在于统治者“上应天命”。具体什么是“天”，是另一个问题，有可能是上帝（安拉），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天”，无论是啥，这个“天”都是基于宗教的，它超越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之上。古典政治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天意”的解释，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脱离开经，而经是不容修改的。一个政权无法自我证成，其统治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是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的。
现代政治有个巨大变化，原则上来说，它是“人民”的自我统治。所谓“自我统治”，就意味着正当性来自于自我赋予，之所以“我们”应当自我统治，是因为“我们”决定自我统治。现代政治不依赖于什么外在于“我们”的标准，只依赖于“我们”的自我意志。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体形式都能自我证成，只要它能给出一个关于“我们”或说“人民”的建构。
所以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我们/人民”的建构，同样一个群体，基于不同的叙事逻辑，能够被建构为各种意涵区别巨大的“我们/人民”。“我们/人民”决定自我统治，因此“我们/人民”就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基于循环论证的。
在一些古典学家看来，现代政治都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都内在地包含着暴政的可能性，没有哪种政体天然地能够避免。
【做个补充~
曾道祥：擎师好: 一直停留在这一讲，反复咀嚼。对何为新秩序？反复回味。 环境造就秩序？还是人可以凭借共同意志创造秩序。不断的思索之后，脑海中浮现一个想法，那就是“生存的条件”。适合生存的环境，本身就有其内在的生存秩序。而共同意走创造的秩序，或许是因为共同意志创造的秩序恰好能提供生存条件的某一选择。 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正是生存条件下的两难抉择吗？为自私的生存，而不得不牺牲他人的利益。工具理性轻而易举就能做判断，而价值理性却很艰难。但两种理性判断，哪种更有价值。我个人的思考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始终服务于价值理性。 整讲下来，始终在触发每一根神经的是“政治神学”和“政治科学”的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是和谐统一的？还是矛盾对立的？这种问题对我来说无法释怀。仔细想想，无法释怀是因为无能为力。或许可以尝试解读，政治科学是政治神学的“出走”。出走是变通的尝试。孰优孰劣，难分高低。若要分出个高低，岂不是陷入决定论的陷阱。 在薛兆丰老师的课程中，对人的非理性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对人的“善意”，保留一份警惕。薛老师一直强调，地道的经济学只关心“存活的条件”。善意只能是出发点，而存活的条件才是根本。 因此老师提到“出走”的概念，极具震撼力。个人有个思考:过度的理性和适度的理性，本来就很难平衡。唯有出走、尝试，才不至于陷于自我设定的僵局。 谢谢老师！
Cici：最后结尾的那句话出现时，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总是有人类的先知探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因为他们那么能洞察人作为生物的本性。 关于“童年”与“文字”的那一段也印象深刻……人之为人的力量拥有能够掌握劳动工具的左手，和能够书写传递思想的右手吧。 现在我们也经常听见“谁不想做个宝宝”这样的愿望，也是回归本性了。
梁嘉健：我对于买买买的社会行为，是会保持一定距离的。所以在课程中看完鲍曼、阿伦特和马尔库塞的理论后，有很深的感触。我们的生活意义已经被高度分工的社会活动切割得支离破碎，作为流水线或者整个社会机器一部分的个体，我们可以通过买买买的方式找到自己辛苦工作的价值，这种价值更多是通过外在物质体现的。这容易实践，而且看得见摸得着有谈资，大家就随大流去生活，令社会更趋单面化。
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直面自己”更像一种奢侈品。如果“直面自己”后发现，其实我需要坚持某些立场，需要放弃某些物质和利益，我会怎么办？我在“直面自己”的时候，如何减少社会多元价值对我的影响，找到那份坚定，并且可以付诸行动的信念？这些问题都很烧脑，不如刷刷抖音淘宝来得轻松。
影像时代对注意力、批判思维造成的影响，的确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社交媒体讲究短平快，大家表达情感和想法的用词也变得匮乏和重复。社交媒体推送都是用户喜欢的内容，我想这会不会逐渐形成精神层面上的单向度社会？即大家只看和拥护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加重彼此的对立。社会价值依旧多元，可是对话和融合和机会变少。
霁云：罗马万神殿就解决了多神的claim。而神的exclusive claim我认为跟一神教的兴起有关。
从心所欲不逾矩：#理性的发展
从政治神学到政治科学，我们对政治秩序的认知，体现出人类理性不同的发展深度。
理性的初始阶段，自然秩序是作为人类生活背景的给定因素，或者说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不能超脱世俗去旁观、认识、研究政治秩序，对于传统的权威只是直觉式地知道并承认它“如其所是”。
当不同秩序开始遭遇，我们有机会作为“他者”来研究传统秩序，作为主体将传统当做客体，原本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默认秩序不再神圣而高不可攀，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了，理性开始“僭越”神性，质疑、反思其合理性。
当理性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进行反思，改变现状就成为理性内在的要求，叙事、想象、设计、创造、建构便成为人类彰显自身主体性的下一步动作。而正是因为“建构”建立在给出理由、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那么逻辑上接受讨论与质疑也是应有之义。
自此，理性的两面——建构与解构，二者的循环往复、交叠互动便推动人类历史的演化。
(人类整体的理性自然不可能是全然的线性发展，但其间个人理性的发展总是需要累积交互才足以成为整体的自变量。)
借此思考下自己的理性程度，是不是停留在能够批判外界的阶段，却不能反思自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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