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课】04 问答：我们会讲出怎样的新故事？

问题1

如果像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没有故事可讲了，我们能做什么呢？

刘擎

其实我们还是在费力地讲故事，你想，我们在回放这个故事。像我刚才就在讲故事，讲关于故事的故事。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哪里走错了路。我们在“20世纪的教训”这一章课程里面介绍的这些思想家，不管是鲍曼、阿伦特，还有波普尔、哈耶克，或者马尔库塞，他们都在总结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一般来说，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必然导致有解决方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我们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也没有特效药，有些地方就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通向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或者防止问题走得更坏。像现在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一下子有很多很多，他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当中。

以前的故事都不太好了，现在最主流的故事也可能讲不下去了，我认为赫拉利的讲法是有点悲观，当然他讲的里边有新技术、机器人、生物工程和AI，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就是人造之物。和这个有关系，赫拉利认为这个故事会讲不下去。

但是我们反思讲不下去的故事，我们讲述这个讲不下去的故事，本身也是在讲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故事。它能不能导致一个建构、一套新的理论，这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要记住，所有以前人类新发明的故事，它的开始是什么？它的开始就是说，以前的故事讲不下去了。所有新故事都是从“前面的故事失败了”开始的。我们现在讲，以前的故事失败了，或者讲过去故事的局限，这能不能导致一个新故事？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问题2

刘老师，你觉得随着现代世界继续发展，我们以后会讲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刘擎

我们这样讲，就说哪一些是蛮难改变的。我有一篇论文《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挑战和危机》，这篇论文大概是我的代表作，在2013年发表的。我认为有三个东西你没办法改变。

第一，人和人被看成平等的，在中国也是如此。谁能说我高你一等？这是不可接受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在法律和道德地位上平等，这是一个你必须面对的情况，你已经几乎可以把它当作物理事实接受下来，它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信念。要改变这个东西很难。

我们的生活地位可以变，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在道德尊严上和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特别体现在法律地位上，法律地位特别重要。你要是说我今天（交通事故）碾压一个路人了，但这个路人他是骑自行车的，而我是开宝马的，那就算了吧——就会变成上热搜，对不对？事情会这样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对平等的无视。

第二，是个体主义的。这一点好像在中国，有人要说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才是个体主义，这一点我在课程里面澄清过了。所有的原始文化都是群体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不是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别。现在有没有说你犯了错误，把你们全家抓起来，犯了罪全家一起株连，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你是一个个体（individual），个体本位的自我认知（individual based self-understanding）这个东西，现在还不能说是所有人的，但确实是大部分人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个体本位。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结婚，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最后你们两个人愿意，谁能阻止你们？

也就是说，我讲的是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还有一个，是多元主义，就是多样性。我们知道生活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有你的过法，我有我的过法。当你不伤害我、不伤害他人、不伤害社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比如说去信佛教，你可以做瑜伽，你可以变成素食主义者，你可以是同性恋。我们都越来越开明了。

这三个东西（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前提并不是说给出一个方案，但是我认为所有可持续的、公正的方案，都必须以这三个前提为基础。

问题3

我想到一个问题，老师讲政治上社会从传统权威转变到了现代权威，但是现代权威、现代政治又出现很多问题。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一本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列举了很多国家，它们采用了现代政治制度，但发展得并不好。我们怎么看待现代政治出现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说，现代发展的大方向没有错，这些问题的出现只是发展迭代本身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

刘擎

说得好，我觉得这里的回答是肯定也是否定（yes and no）。肯定的地方是说，我们如果抱着一种像卡尔·波普尔讲的试错精神，不断的试错、纠错，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待现代的权威或者现代政治学，它是有希望的。

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两个故事也是现代的版本，它们并不是古典权威，而它们走向了覆灭，它们没有试错的机会。这里边就是我说的否定的一部分，就是说你怎么来理解。我们有的时候会（做简单的区分），当我们说古代和现代的区别的时候，我们把“现代”都看成一类，因为我们在谈古今之变，一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是比较人为的。但是，人为的做法也有不同的做法。

你刚才提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它一开始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叫诺加雷斯（Nogales）小镇，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镇。本来完全就是同一个小镇，同样的人，同样的居民，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地理环境，然后就由于美墨边界从这个小镇穿过。结果到了几十年以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两边差别是如此巨大，作者认为是制度造成的。

现代制度，哪怕是现在讲的民主制度，它是一个好东西，但它不是无条件的好（unconditional good）。它要成为好东西是有条件的。

而且“好”有多好呢，包括是不是能够促进人们能够保障自己的自由权，能不能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比如说大家能够享受普遍的医疗保险、义务制教育，然后有干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等等。当然还有经济发展，道路、生活便捷程度、消费程度等等，它有很多指标。它是一组变量，而且有些变量、有些条件在有些国家就特别容易获得，而有些国家不太容易获得。

像印度，由于社会以前有种姓制度，它又分成很多小邦，所以它的公民社会发展就特别麻烦。印度很早就开始代议制民主，但（它的发展）一直有颠簸。最近印度好像经济有些发展，但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公共卫生、男女平等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麻烦。

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对现代政治有信心，但是有信心的前提是，我们经由反思地意识到，现代政治它可能有的弊端、缺陷和误入歧途的可能。

问题4

老师刚才讲到现在有很多消费主义的东西，它们大批量地迅速满足了人的欲望，导致人讲故事的能力就衰弱了。但是，如果说人的欲望都已经被满足了，他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去讲故事呢？如果人完全被消费主义占据了，那他是不是也就没有讲故事的需求了？这种情况下，没有故事可讲，对整个社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呢？

刘擎

我在想你的问题可能是两个。一个是说“讲不出好故事”不构成问题，这个问题被取消了——因为即使我们没有书写文化，没有线性的、文字的那样一种书写文化，但因为人们都满足了，所以不需要了。但我刚才在课程里边暗示了这样一条线索：要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的机制本身，是需要那个线性文化、结构性思维、逻辑性思维来作为生产者的。如果那个文化都没有了，你现在欲望的即刻满足也是不能实现的，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们的欲望都满足了，这个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吗？哪怕有一个永动机造好了，让我们一直可以消费、满足，让我们可以一直在那刷刷刷；哪怕我们不需要另一些有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的人去建设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世界和好的社会吗？这就是约翰·密尔说的一大群快乐的猪啊，是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回答是说，问题没有取消，因为它不可维系。如果你没有那样一套书写文化——不一定真的书写了——是说书写文化所代表的那样一种科学思维，（这种社会）是不可维系的，这是讲它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个回答是说，哪怕它可维系，在规范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你说我满足我自己就好，但我们在人的意义上是有这个规定性——这可能是一个古典的看法。我们认为，有一种生活方式是比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好的，这是一个很难的argument（论点、主张）。

我在有一次课程加餐里面讲到过这个区别，讲我们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但这里有一个麻烦是，还会有痛苦的猪和——苏格拉底可能很难说他快乐，应该说他是幸福的苏格拉底。

所以你以为，我不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我当快乐的猪好了，可能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即使想过一个“我只要消费就好”的生活，但你去看看那些“我只要消费满足就好”的人，他们往往不快乐，往往他的快乐很难持久，这里边不是没有道理的。上次课我讲，现在对于人生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见解，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我认为这些答案里边，有一些高低、优劣、对错的区分，这个区分很难，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

我在想，所有的古典思想、哲学思想，如果有一点是对的话，就是那样一个我们想象的“快乐的猪”的生活，它是维系不下去的。这是我的一点非常朴素的、没有多少理据的一个信心。因为人——除非有人给你动一个脑部的手术，真的把你变成猪，那也许是可以维系的。因为你有瞬间，你有反思，你需要讲故事，不是说你要写文章、写著作，你就是要讲给你的朋友听，讲给你的爱人听，讲给你的孩子听，你怎么讲这些故事呢？难道只去讲，刷抖音好开心，我也好开心，那我们结婚吧——这个故事多无聊啊。

问题5

刘老师好，我是学理工科的，后来自己也会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都比较靠直觉，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想法。现在因为我儿子的缘故开始关注人文学科的内容，我看到您也是从学化学转到人文学科。想请问您，您觉得学人文学科，按照您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它对你自己、对周围的朋友家人、对和他人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对你有什么影响？

刘擎

我觉得那些直觉什么的（挺好的），因为不是说文科和我们学理工科的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文性，我们有人性就有人文的一面，只不过那个东西是自觉的，还是像你说的是在直觉的层面。

（学人文学科）对我来说是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年轻的时候我充满困惑，从个人情感、青春期的这种探索，到社会国家的影响。那时候，80年代的中国，改革、思想解放运动、文化热，翻天覆地的。我有首诗写，“思想的风暴打湿了少年的头颅”，就是这样。就是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吸引我，因为更能够唤醒我关切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会关切，最后我改行学了人文社会科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麻烦，美国一个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诗，A Road Not Taken，没有走过的路。而我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你说如果我没有改行，我走另一条路会是什么样？可能会变成吴军老师，那就太好了。

我会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会喜欢自己，我会更喜欢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过上了一种更有趣的生活。我明白了好多事情，而且我不明白的事情会吸引我，然后我去把它搞明白，这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我读书、写作、跟人交谈，通过这个过程来明白这些我关心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可以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可以是政治学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问题。然后我去读书、写作、跟人谈话这些事，还变成了一个工作，还有人付给我钱，居然还到得到来开课了，简直好得不像真的（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哪怕我不能做一个教授什么的，我从事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很好。）你想，想问题，跟人说话，这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规定性。只不过由于从事这个行业，可以把这个东西发展到一个更好的、更sophisticated（复杂的，高级的）一个水平，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于是20多岁的时候，有人喜欢跟你交朋友，就觉得跟你谈话有趣，然后我也觉得跟人家谈话有趣，也会吸引很有趣的人跟我来谈话。我觉得生活无非就是吃吃喝喝，然后跟人家说话。

有一个喇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找爱人是要找什么样的人？当然大家有很多标准，但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找一个你愿意跟他一起说话说不够的人。但你不要迷信最开始的两个星期，那时一般都是说不够的，如果两年以后你们还能不断地有说不完的话，那是一个非常sustainable relationship（可持续的关系）。这个我不知道陈海贤老师同意不同意，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标准。

问题6

老师好，想请问您，尼采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后来他疯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它的契机和和逻辑是什么？

刘擎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当你们以为他疯的时候，他其实比你们所有人都清醒。但这个说法不太站得住脚，（一个人有没有精神失常）我认为是有一些标志的。

（尼采精神失常的原因，）有人说是莎乐美拒绝了他的求婚，他遭到了很大的打击，然后7年以后就（发病了）。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传记资料是说他得了梅毒，那时候是挺大的病，会影响到他的神经系统，这是一个解释。这个大概是现在比较公认的、权威的解释。

在90年代我特别关心尼采，钱钟书说，你看到一个好作品不要去关心，吃到一个好的鸡蛋你不要去看那个母鸡。但我们小时候就是要去看那个母鸡，谁写出了好作品的话就要去看他的生平。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传记，然后那时候大概看到是这样一个说法，但最近是不是有新的发现，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样一个解释。

问题7

老师前面提到特朗普，好像是说特朗普的出现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我一直觉得特朗普的出现有他一定的社会背景，就是美国的社会分裂，所以特朗普出现可能也有他的必然性，没有特朗普也有另一个人，因为社会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就像是社会往一个方向走得太过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人让社会往回走，这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的纠错能力，不知老师是什么看法？

刘擎

对，刚才我说，特朗普是一个偶然特殊，但我并不是指特朗普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政治现象，而是讲他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特别是，对中国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你看，其实（美国内部）对中国有各种不满，有鹰派的崛起，讲中国威胁论什么，这个早就有了。而在这两年（的局势变化），它是跟特朗普这个人特定的政治性格、决策的想法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物的出现，他有结构性的——我不愿意说必然性，必然性好像说有一个历史决定论。但我认为，它会有一个结构性的（推动），（结构性的推动）它是allows（容许，“结构容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不是determined（决定，“结构决定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容许这样的可能性出现（it allows the possibilities）。但是是这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显现的形态，这个是有区别的。可能特别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另一个人）也可能会有对中国比较严厉的这样一种政策，但是不是像特朗普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做法，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这个戏的剧本可能会有不同，它的色调也可能有不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特朗普这个人，他在美国的政治极化中（也起了作用）。其实在历史上美国政治极化的情况很多，1960年代就是特别重要（的政治极化时期）。特朗普在上任以后没有弥合这个政治极化，而是加深了这种政治的分裂，这个作为政治家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表现。）

我倒不是特别讨厌他的那种（小瑕疵），像是大家说他素质很差、说话乱说等等，我对这点是可以原谅的。但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没有担负起一个责任，就是你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你没有让国家形成一个整合，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问题8

老师刚才提到多元主义，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在思想文化上越来越多元，但同时会发现，人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你是打篮球的，我是玩游戏的，你是60后，我是80后，不同群体之间好像根本没法交流，无法对话。美国的社会撕裂也是在多元主义之下，各个群体无法对话而造成的。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好像也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撕裂，我们对多元化的考虑，是不是也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看？

刘擎

你说的很有道理。多元主义它是一个事实，人们会有不同的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想法，有人就喜欢吃素食，健身，然后打坐冥想。你说哎呀你的生活太素了，没有意思，不热烈，我就喜欢社交广泛，然后豪饮——你能说哪个生活是不好的？不能说。但是你刚才说的，特别是像在美国现在有所谓身份政治，我是黑人，我是女权主义者，我是LGBT，然后你是什么？

这里面有一点麻烦是什么，他们会对社会的公共政策提出不同的要求，冲突在这里。你是素食主义者（这没关系），但素食主义者也可以说我要提出一个要求，说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杀动物，那他这时可能对公共政策就会有要求了。

中国儒家里边有一个话讲的特别好，叫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大家知道这个词听上去简单，不容易的，那个“同”是要“求”来的。我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我说这个求，是要译成pursue and seek（追求、探寻），是要努力（make effort），不是大家在这里说我们不同，然后我们就求同存异吧。这个同从哪里来？

西方有一个哲学家，我们课程也讲过，叫罗尔斯。罗尔斯有一个概念叫重叠共识或者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就像我们大家有不同的语言，然后交叠在一起，共同的部分，我们以这个作为基础来开展。但其实这是对罗尔斯一个最大的流行的误解。因为重叠的部分（不一定重要），比如说你和我政治观点非常不一样，但我们都喜欢吃辣，吃辣这部分我们是重叠了，但这个不重要，对政治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个重叠的部分，不是说，把我们天然就有的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对表，对在一起，正好大家共享了一部分，这部分就能够作为重叠共识的基础——不能。

我们需要在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政治当中（找到真正重要的那个“同”），现在有一个所谓“政治部落主义”嘛。打篮球和玩游戏还好了，这些对公共政治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是要在对话当中，找出能够让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有同等机会生长的那样一种原则。你不能说“我有一种生活理想，也没有什么特别惊讶，就是喜欢吃人肉”，你说这种理想能够让它存在吗？不能。

让不同的合理的（reasonable）生活理想都有同等的机会展开，你愿意学哲学，你愿意作诗，你愿意做一个耕种者（，都可以）。那么这才是公平的。我们要找到这样一种原则，然后把这个原则反过来让公民来讨论，让不同的族群的人来理解，提出批评，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种共识，这叫“求同存异”。我觉得求同存异这个词，这个“求”字被我们看得太轻了。

然后有求同存异，才能和而不同，你没有这个同，没有求得这个同，就不可能有和而不同。这当然是我们世界的问题。因为我们世界在大的局面上看，也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团体。

问题9

我是一个程序员，是做AI的，老师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要对现代政治的发展保持警惕，我就想到我的工作。有很多人担心AI会破坏人类文明，会统治我们，但实际上现在最先进的AI也是没有思想的，而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有思想。怎么造出有思想的机器，这个架构在世界上还不存在。我就引申地想到，是不是有很多政治的、社会的问题，我们也担心得有一些过度了呢？

刘擎

实际上，说我们要保持警惕（keep alert），对所有这些危险有警觉。在民主里边，比如说可能有多数暴政、民粹主义等等，这都是需要反思和纠错的。我们在现代的人造之物的秩序里生活，和在传统的自然之物的秩序里生活，是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前就是我们坐在那，躺在那，有点像是让传统、让自然，让它像一条河流一样推着我们走就行了。而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在现代之中，你要时刻警觉，来思考。

那么关于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你好像是说我们造不出有思想的机器人，所以就变成一个情况是，好像我们时刻在警惕，同时又说其实它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时刻警惕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这里边其实是有麻烦的，我对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研究。

当我们说造不出有思想的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自己明白什么叫思想吗？你说思想不可能化为一种运算的算法，为什么不可能？图灵测试通过了是不是就算可以？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有解的，因为我们人类现在不确切地知道什么叫思想，我们不确切知道意识是怎么一回事情。

意识里边有涌现论，有属灵论，这些理论都讲得特别好。有些人就说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神经网，但我们看这些神经网中神经的电波活动，它就等于意识吗？不等于。所以一种理论说，当组织规模在一个系统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那个意识是涌现（emerging）出来的，这是一种理论。

还有一种理论说，其实我们都搞错了，它回到一种万灵论，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灵魂、有意识的，只不过程度不同。比如说人的意识是100分，那么鲸鱼那种比较聪明，大概是90分，然后花花草草就是5分、6分，石头就是1分，所以其实万物都是（有灵的）。它给出了一个连续谱，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这是另外一种本体论的猜想，蛮有意思的。

那么现在在经验层面上，我们看到AI能做什么事情呢？AI是，我们后天习得的事情，它特别能做。我们先天经过漫长的进化而来的能力，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在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他在人群里凭直觉可以判断哪个人比较和蔼可亲，比较可以信任，哪些人是比较可怕，比较厉害的，比较严厉的；而AI做不到。穿衣服这么简单的事情，（对AI来说）非常复杂。对于孩子来说是长期进化养成的东西，孩子就很容易完成。

但是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让现在的AI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AI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人了，但在很多方面是不如人的，如果在这些方面要达到人，这一步是要花很长时间；但是一旦它达到了人，我们产生所谓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这种看法认为AI只要一旦能够完成我们现在说不清的精神意识问题，找到我们那些演化而来的那些能力的密码和算法，一旦达到这个，那我们就——我们就从了吧。我们只能但愿AI对文明会有比我们人类更好的警觉系统。

热门留言

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一些高低、优劣、对错的区分，这个区分很难，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老师的这句话引起我很深的共鸣。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说是陷入了虚无主义，无论是日常的为人处事还是知识的学习，都是得出以下结论——

都一样，没什么区别，行动的结果总是得到些什么，失去些什么，让事情推着自己前进就好，没必要主动选择；

主流价值观只是因为被多数认同就“显得”其很正确而已，其实各个价值主张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在某一标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和牺牲，哪怕我的价值观真的伤害了别人，承受代价即可，没必要权衡优劣；

如果我只是让生活“流经”于我，接受一切，平等看待好坏，这样不是很好吗？ …… 现在想来，这种想法真的很可怕，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契机让自己及时纠偏，反正是开始意识到这种想法其实只是思维上的懒惰(幻想一个判断就解释一切并指导一切)与逃避真实世界(妄想存在一个平滑均质的世界)的表现，不想承认自己身为人类一员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规定性”，忽略了自己不经意间微小却实实在在的同理心，与渴求意义、追求进步的心理。

或许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真理与绝对正义的价值，但经过充分讨论、碰撞得到的共识，是可以被认定为是好的、对的、优的，是值得我们践行的。

火星叔叔：平安夜🤶🎄，先学个短的，最有感触的是“求同存异”，主体间性的自愿合意，需要人的努力，古今之变，多想想，祝老师和主编圣诞快乐🤶🧑‍🎄🎄🎅

海鸥：消费型快乐，它不是一个有持久性的体验，对所有的快乐和烦恼，它都有一个适应性，人生有酸甜苦辣才有意思！

为什么坐山车很刺激很过瘾，就是有跌宕起伏，平淡无奇的一辈子，就跟过一天没有什么区别！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自己去创造意义！

朱家乐：个人生活和人类文明一样，总体上都是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前行的。哪怕是再精细的计划，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和概率。比如如果你在2019年制定了在当时来看极为详细，毫无问题的环球旅行计划，那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彻底无情地打碎了你的旅行梦想。新冠疫情就属于极小概率的风险。所以风险是不可能避免的。哪怕吃香蕉都有可能直接噎死呢！

因此我们没必要过于追问新故事所带来的结局和答案会是什么。因为根本不存在结局和答案。我们只需要专注和解决当下的问题即可。哪怕新问题源源不断，但重要的是去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

岳延清：一群快乐的猪，好形象。昨天看了一本科幻小说，人所有的数据被收集，被整理加工，然后被引导生活，就真的有点像住“猪“。生活中只有快乐，方便，可预测，那多没意义。生活价值的本身，就是因为未来充满未知，需要探索，努力，需要喜怒哀乐，一年四季。